乌克兰与泰国的借鉴

摊开报章国际版，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发生在泰国与乌克兰的政治乱局，各为其主的群众间针锋相对及势不两立，近乎撕裂一个国家。当然，乌克兰和泰国个案虽不甚相同，但同样正遭遇着，两国已呈极端的政治两极化。

乌克兰在加入苏维埃前，现今国土的东西部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西部在乌克兰短暂独立前，由奥匈帝国统治，东部则归沙皇俄国。即便是东部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后，西部仍在二战爆发后才并入国境内。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克拉夫楚当选新兴国家总统。1994年，库奇马击败前任当选总统，从选举版图上可看出，支持库奇马的选民以东部为主，克拉夫楚则获西部选民支持。

乌克兰于2004年总统大选后爆发橙色革命，尤申科最终在重选中击败先前占优势的对手——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只是好景不长，随着亲西方派政府在政策上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又于同一阵线的季莫申科决裂，于是在2010年败下阵来。亚努科维奇与季莫申科的总统选举对决中，选举版图持续呈西部选民支持季氏，及东部选民倒向亚氏的倾向，最终亚氏以高于季氏的3.48%得票率险胜。

由于亲俄与亲西方立场的严重对峙，在亲俄的地区党政府去年年底拒绝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亲西方反对派以此为契机发起大规模示威，以致一发不可收拾，谈判屡次陷入失败而陷入僵局，眼前亲政府与反对派的支持者间的冲突加剧，亚氏和政府至今仍未有辞职和提前大选的决定。

泰国的“红黄对峙”进入第9个年头，红衫军崇拜的灵魂人物他信至今仍流亡在外，2011年由前人民力量党重组的为泰党再次夺得政权，为泰党魁——他信的亲妹英叻担任首相。为泰党企图通过特赦法，铺路他信返国，此举竟然引发反对派主导的黄衫军示威再度崛起，法案就算被驳回也无济于事。他信掌权后，泰国政治版图南辕北辙，泰国东北及北部的绝大部分都投选他信阵营，以南则集中投给反对派，长期的利益冲突与相互交恶，似乎没有丝毫的妥协与让步。

无可奈何下，泰国宣布提前在2月举行大选，而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已声明抵制。选举期间，示威者严重阻扰大选进程，导致部分投票站遭围困，意图干扰选民投票；直到今天，选举结果仍未公布。这不得不提2006年，他信的泰爱泰党在政局危机中与反对党派抵制下闪电大选中大获全胜，唯不久后就遭到军事政变推翻。至于军方会否再出此下策，很难说不可能，但基于两大党都未有谈判和妥协的打算，局势只能有待评估。

乌克兰和泰国的乱局与失序，就好比正常的民主“游戏规则”已基本失灵，无论哪一派胜出选举，敌对的另一派就会展开杯葛和反击；如此乱局，不管人民怎么选或由谁来当政，猴年马月都不会圆满解决。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文章写道：“只要有国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这三个利益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各方都声称自己爱国，追捧各自的政治精英或英雄，但人民利益的成分到底有多少？炒作民粹主义是很简单的事，只是导致国家陷入兵荒马乱的两级对峙，最终遭殃的只是分裂的人民群众自身。民主，彷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相互谴责和鼓吹对立的政治狂热病，究竟何时才能罢休？

光华日报 2014年2月22日

“阿拉”字眼的政治议程

我国天主教周刊《先驱报》被禁止使用「阿拉」，上诉庭三司于上周一致裁决内政部和政府胜诉，各方顿时掀起了议论。事件的源起最初是因《先驱报》在2007年12月5日的马来文版中称呼天主为「阿拉」，引起了政府的反弹，内政部喝令若不改用「阿拉」便吊销该周报的出版执照。

吉隆坡总教区于是提出申请使用「阿拉」字眼之权利，高庭也于2009年批准了教会使用「阿拉」字眼，而内政部虽批准了周报的准证，但条件是必须禁止使用「阿拉」，并在封面注明为「有限」刊物。随之，6州伊斯兰理事会及华裔穆斯林协会获准介入上诉案，最终的裁决是高庭判决遭上诉庭撤销。

「阿拉」字眼的渊源

按照被撤销的高庭判决，包括《联邦宪法》的第3（1）丶第10丶第11以及第12条款来看，这是否证明我国的《宪法》正在面临危机？因此，这不得不让我国人民，无论你是来自什麽族群或宗教背景，都必须时刻反思的一项课题。尤其是2010年因高庭批准周报使用「阿拉」字眼后，也曾引发多起教堂遭不法分子焚烧案。

笔者在2008年初曾针对「阿拉」字眼一案，写过一篇题为〈不管「阿拉」还是「Tuhan」〉（未发表）的文章，探讨「阿拉」字眼的渊源。其实，「阿拉」一词谈不上如上诉庭判决所说的，会造成什麽混淆，又或者一些政客或极端组织所言，「阿拉」课题非常敏感或违反宪法（2009年高庭的判决是根据《联邦宪法》，反之，谁违反了宪法？）。

阿拉伯语属闪语系

（Semitic），若要谈「阿拉」字眼，则必须回到伊斯兰教形成之前。阿拉一词源自术语「Illah」（神祇）与冠词「Al-」，与同为闪语系的希伯来文用来表达「神」的「埃洛希姆」（Eloha）或阿拉姆语的（Elaha）如出一辙，在异教时期都泛指「众神」之义。正如阿联酋《国家报》的社论指出「《可兰经》的神与《圣经》的神和更早的《妥拉》（犹太律法）是相同的」，更阐明了「在伊斯兰来临之前，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使用『阿拉』来指称上帝」。此外，中东的基督教徒祈祷时也仍旧使用「阿拉」，因此阿邦迪的「拒绝承认宗教的本质区别，是冒犯世界宗教的独特性」将无从谈起，否认「阿拉」乃闪米特系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 religions）有许多共通之处，才是种蒙昧与冒犯。

玩弄宗教课题

此外，沿用「阿拉」字眼，本来就与混淆和敏感无关。马来文版的《圣经》称作Al-Kitab，是阿拉伯语。16世纪第一本以阿拉伯语书写的基督教教义问答（Kitab Salatas-Sawai）开启了基督教的「马来化」，荷兰人A.C.Ruyl着手翻译古典马来语的《马太福音》，首次将「上帝/神」译为「阿拉」。紧接着的是，第一本由荷兰籍医生M.Leijdecker以古典马来文完整翻译的《圣经》于1733年出版。1929年，由英国传教士W.Shellabear所翻译的现代马来文版《圣经》以罗马字印刷出版，直至1958年，H.C Klinkert19世纪时所译的《旧约》与W.ABode的《新约》合订成为现代马来文版《圣经》的旧版。现代马来文学之父文西亚都拉（Munshi Abdullah）也曾协助1852年的《新约》编撰工作，同样将「上帝/神」译为「阿拉」。

因此，在马来亚丶马来西亚成立以前，「阿拉」在本土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已沿用了百余年，尤其是东马以使用马来语《圣经》的教徒为主。上诉庭的裁决虽说只针对《先驱报》与半岛，但这样岂不是形成了「一国两制」的不平等局面？

《联邦宪法》第3（1）条款阐明，「伊斯兰为国教，而联邦内的其他宗教信仰能和平与和谐的方式实践」，此乃最基本的保障。

第11条款方面，只要不违反11（4）的在控制与限制下宣传其宗教信仰，11（1）阐明了「人人皆有权信奉与实践其宗教信仰」。

由此可见，「阿拉」字眼无关或抵触我国宪法，「它」究竟碍着了谁？过度敏感丶挑起课题和制造事端，以及众多猜测与误会的，应该说是政府本身，还有相当数量的极右翼非政府组织。更甚的是，其中之一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联线主席竟呼吁不接受上诉庭裁决和伊斯兰教是「至高无上地位」的人「离开这个国家，移民到外国去」！

禁止使用「阿拉」字眼事件，与历史丶宗教及语言学等全然无关，问题都出在煽动宗教狂热和鼓吹极端排他的龌龊政治与政客，任意骑劫民意乃至不惜玩弄与扭曲宗教，来行使其专权与个别政治议程。日前发表了「没有任何宗教可独占上苍」评论的《雅加达邮报》，于2010年教堂纵火案时亦曾发表社论，抨击大马政府企图利用宗教课题来捞取政治资本，以敏感课题来分化人民，廉价地提升其民望。如今再读，仍不失其真谛！

东方日报 2013年10月21日

柬埔寨的百年政争

柬埔寨自大选后，便处于悬着状态，在大选中以68席再次顺利执政的人民党，面临一举夺得55席的救国党（在野党领袖桑兰西（Sam Rainsy）所组成的桑兰西党，2012年与人权斗士根索卡（Kem Sokha）领导的柬人权党所组成的联盟）杯葛选举成绩而爆发示威，斥责洪森政府选举舞弊，并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近日的柬埔寨国会开幕仪 式，救国党的国会议员集体缺席，以示反对洪森的专制政权和寻求改革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柬救国党里有个举足轻重的王室成员，那就是 柬国亲王西索瓦多米哥（Sisowath Thomico）；他不仅是已逝前国王诺罗顿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的甥侄兼副官，也是当今在位的西哈莫尼王（Norodom Sihamoni）的宫廷顾问之一，更是奉辛比克党（FUNCINPEC）的创始人之一。

柬王室的两大家族

西 哈努克次子拉那烈亲王（Norodom Ranariddh）所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在1993年国会选举中赢获58席成为最大党，但是，由于不过半，所以须与洪森的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洪森与拉 那烈的长年政见不和，也曾促使洪森爆发政变推倒拉那烈，但由于屡次大选不过半，以致人民党仍续与奉辛比克联合执政。一直到2008年大选，由于政党组阁门 槛从三分二降低至二分一，人民党大胜赢获90个国会议席而形成一党独大之局面，分裂的奉辛比克首次因大败北丶一震不起，此外更让反对派深刻体会到结盟之必 要性。

西索瓦多米哥为何引人注目？翻查柬国历史，柬王室的两大家族西索瓦和诺罗顿皆系出19世纪黑暗时期（暹丶越双雄分割柬埔寨领土）的安东王（Ang Duong）后裔。随后在法国殖民之下，安东的继承者诺罗顿·安·吴哥（Norodom I）为首任现代化君主。

诺罗顿王驾崩后，皇家委员却推举了前王的异母弟西索瓦亲王（SisowathI）继任，而非与法国当局不和的诺罗顿友坎朵（Yukanthor）王子。由此，唯命是从的西索瓦成了王室西索瓦家族的始祖，诺罗顿系和西索瓦系之间的矛盾也不停加剧。

继 承人问题在西索瓦次子西索瓦莫尼旺王（Sisowath Monivong）驾崩后再次重演，两大家族为继承权再度陷入严重的争权纠纷，当然继位者西索瓦莫尼烈（Sisowath Monireth）遭法国压力，被迫放弃王位于亲妹西索瓦克萨玛（Sisowath Kossamak）之子西哈努克。

柬人不会走回头路

西 哈努克系出两大家族，所以深受两大家族讨喜，也为法国殖民当局易于摆布；但适得其反的是，西哈努克在二战后反而积极寻求柬埔寨独立。1953年柬埔寨独立 后实行君主立宪，壮志凌云的西哈努克索性将王位「禅让」于父亲，即太皇诺罗顿苏拉马烈（Norodom Suramarit）；并组织政治团体自我担任总裁，由此自称「亲王」。1960年其父王驾崩后，西哈努克宣称「柬埔寨不需要国王」拒绝继承王位，却仍以 「国家元首」名誉继续执政。这名「红色国王」在1970年在出访北京时，其政权被意见相左的右翼军人丶首相龙诺（Lon Nol）与亲美国的表兄西索瓦斯里玛达（Sisowath Sirik Matak）联手推翻；而西哈努克最大的灾难既是在流亡期间与红高棉游击队合作，助长了红高棉夺权后实行非人道政策，贵为「最高领导人」的西哈努克却遭软 禁在宫里。经过一轮兜转，1993年柬国大选后又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历经命运的捉弄，西哈努克最终又回到了王位，直至2004年退位。

报 章上的一张图片显示了西索瓦多米哥绝食抗议期间，在塔仔山的西索瓦王铜像前祭拜先祖，颇有一番寓意，又貌似有些蹊跷。百年浩劫的柬埔寨，陷入了各种纠缠不 清的权位和政治争斗，从殖民主割据丶王室争夺丶冷战左右大屠杀丶保王派与世俗派斗争，直指今日的民主派与独裁领袖的拉锯战，柬国人民会如何化解仍是未知 数。柬国学者查普索塔烈教授一语中的：「柬埔寨经历长期的动荡才获得今天的发展，我觉得柬人不会走回头路，剧烈的社会变动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柬人是不会 接受的」。民主，彷如一条坎坷又抵达不了的未尽之路，没有尽头，更不得回头。

东方日报 2013年9月28日

历史都是主观的

前阵子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逝世不久，政府下令严禁其骨灰运返之时，有者在网上挑起了一番热论，那就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丶我国前首相敦拉萨在日据时期加入日 军训练的照片，传遍面子书各个角落，尤其马共历来被正确史观喻为「恐怖分子」或「叛徒」，敦拉萨加入日军之事又在此时发酵，网上也掀起了谁才是「奸细」丶 「叛贼」，以致上演「讨奸」的局面，谁是谁非，一时难说得明白。

其实敦拉萨少壮时期加入日军， 基本不算什麽秘密， 那张照片其实源自甲州的独立纪念馆展览厅，也被转载至其他书籍，一直是公开的事实。随后也有人为敦拉萨澄清，称他当年加入日军其实是充卧底，其实他本来的 身份是彭亨抗日后备军团（Wataniah）一员。撤退的英军后来也组建了136部队，准备潜回马来亚进行敌后活动，马来后备军团给予协助并与136部队 并肩作战。

其实哪一方的历史都好，其实在不狡辩之下，也能够清楚说明，更毋须刻意遮掩。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打着的旗号是「大东亚共荣圈」， 建立一个全新的「大东亚新秩序」，并答应给予这些解放殖民地独立的号召，引起东南亚殖民地一些反殖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左翼民族主义的马来青年协会 （KMM）领导人丶大印尼主义者的伊布拉欣雅谷便是接受日本献议，答应协助日军「解放」马来亚的人物之一。但须注意的是，伊布拉欣雅谷是否应归类为「叛 徒」？这点有必要阐明的是，日本被殖民地反英人士视为「解放者」，多少是应了「亚洲是亚洲人的」精神号召，而日本也应许让这些东南亚国家独立自主为前提。

孰 知日本占领马来亚后出尔反尔，并无如期实现让殖民地独立的诺言，日本顺理成章接替英国成为新任殖民主。1942年6月，协助入侵的马来青年协会被禁止活动 和勒令解散，部分人士也参与了地下武装抗日，有说是表面假装与日本人合作，实质上是协助抗日运动，最终目标是马来亚的独立。在日军任命成立「义勇军」的命 令下，伊布拉欣等人随后也接受日本的军训，并委任为该军团首领。此外，一些反殖人士也忍辱负重，在日据时代继续担任各种职业，有如伊萨哈芝穆哈默便在日方 的《马来新闻》报担任编辑；阿末布斯达曼组织了祖国左翼运动，与马共和英方共同抗日等。在这段期间，也有不少马来人加入了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对抗日本 法西斯，前后就出现了拉昔迈丁以及阿都拉西迪等。

历史并不是刻板一块，或是对官方赋予的政治正确史观，照单全收。马共在抗日与抗英独立解 放运动方面，确实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这点岂可能遭扭曲和抹杀？若要质疑日据时代的种种因素或归类谁是「奸细」，「另一方的历史」却有不同版本的解说。参考 新马侨友会编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我国所津津乐道和美化的136部队，据称是无作战任务的情报单位，若无人民抗日军或抗日组织的配合，基本毫无贡献 可言。部队解散后，「英军官大部分回国，部分参加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机构，成为镇压马来亚人民民主运动的帮凶」。

确如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言：「一切历史都是主观地被记录下来，又被人主观地阅读」。历史其实是很主观的东西，是非功过任评说。 

東方日報 2013年10月1日

不再平凡的916

马来西亚日是我国正式成立的日子，而每年过惯的国庆日，竟然与「马来西亚」无关。今年的大马日不仅和谐，而且有不少意外惊喜，最震惊的莫过于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在9月16日当天逝世。

陈平有生之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回国，哪怕是踏进国土一步都好。大马政府更是严重声明陈平待火化后的骨灰不许运回国，一个害怕骨灰的政府，顿时成了当下的国际笑话。

《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陆续有部分前马共战士申请成为大马公民，或申请回乡探望许久未见的亲戚。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丶已逝的前马共中委拉昔迈丁等都曾成功申请回马访问；流亡中国的珊霞法姬一家也获回马定居，她于2008年逝世。

《合 艾和平协议》的目的就是化敌为友丶既往不咎为前提，正如李万千先生一篇文章写道，如果按照该协议所述，马共不仅在国家的独立斗争作出贡献，马共成员亦可在 不受拘留和审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回返家园定居的。可惜的是，马共停战缴械后，大马政府并无给予马共正名历史，反而继续扭曲和大肆抹黑，右翼政客更是不厌 其烦地借马共来炒作种族政治，以致马共臭名昭彰，后世仅知「恐怖分子」，不知其为马来亚独立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马共成「恐怖分子」 

马共盘踞在泰南多年，而真正化敌为友的，是泰方。马共游击队卸甲归田后，被安排在和平村和友谊村等定居，在泰国朱拉蓬公主关照名下，泰政府遵守协议拨给土地 丶协助建村等。朱拉蓬公主本人还亲自出席了陈平丧礼，并送上花圈。退役将军吉蒂叻达纳查耶，当年的南部第四军区副司令，初期三方高级和谈的前泰政府谈判团 团长认为陈平应该被缅怀为英雄，人死后一切就结束了。

首相纳吉表示，若不满意政府禁止骨灰运回国的举动，大可申请上诉，实在令人感到啼笑 皆非。因为陈平生前被无理禁止回国时，早就无数次上诉丶申请返马定居，但最高法院驳回的理由竟然是要他出示出生纸等证明！政府是否早就忘了自己签署过和平 协议？如今斯人已逝，政府的借口竟然还停留在陈平并无申请公民权上，简直是荒诞到了极点。
 

不妨翻阅史册，马共走上武装斗争，是英殖民主在 1948年断绝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迫使大批左翼分子上山反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争取独立；1955年，陈平率先提出了和解，准备放下武器，于吉打华玲与 东姑阿都拉曼的政府代表团（此时尚未独立），展开了两天的「华玲会谈」，结果无疾而终。陈平随后也再次因和解事宜致信东姑，却不获受理。吊诡的 是：1957年马来亚实现独立后，身份一经转移，独立分子顿成「恐怖分子」，右翼政党集团骑劫丶邀功一切，包括历史。

有者道，陈平死得刚刚好，9月16日往后将变得更具意义。不仅是我大马成立的年份，更是前马共总书记的忌日。更要紧的还是，我们切莫忘记1963年9月16日那天，同时组成大马的还包括新加坡，而且无独有偶的是，当天竟是时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哈里李（光耀）的生日！ 

东方日报 2013年9月24日
光华日报 2013年9月18日

“狼牙修国王”驾到？

近日又出现了怪事，一群10来人左右打着“狼牙修群岛帝国东方黑色旗帜”组织名号的成员突起而来欲闯入皇宫，警方援引《刑事法典》121B条文涉嫌向国家元首宣战之罪名，逮捕归案展开调查。

稍有留意面子书动向的，其实这个所谓“狼牙修帝国”组织较早前就上传照片，宣示“主权”了，只是没人当真而已。这种组织可能是出于玩笑，或之前自称什么“马六甲-霹雳苏丹”合法继承人的玩意而已。更有趣的是，有网民还架设了嘲讽该“国王”的面子书页面，“赞”者已达上万人。

这位名号特长的“国王”（“端姑苏丹拉惹美荣马哈旺沙二世@原吉打苏丹@原大马最高元首@马来群岛国王@拉惹乌笃山阿拉阿基鲁扎满法沙二世和狼牙修群岛帝国东方黑色旗帜合法继承人”）发表了“宣言”，宣称“圣战参谋指挥阵线”是合法代表“狼牙修群岛帝国”宣誓主权，千奇百怪、扑朔迷离，尤其是吉打、大马、狼牙修、宗教色彩混作一团，不禁使人怀疑这些人是邪教组织，还是些不正常人士。

记得去年发生过一对男女持刀硬闯首相官邸，结果女的致伤、男子则遭击毙的离奇事件，该名男子自称是末日前降世的“救世主”（马赫迪）；而这支自称“狼牙修”的则在凌晨只带了黑色旗帜和一些文件，并无武器在身，但其“国王”也自称马赫迪。

更玩味的是，古国狼牙修其实是个兴都教王国，Langka和斯里兰卡的Lanka一样，梵文是指“辉煌的国土”，sukha则是梵文“幸福”的意思；地理坐落在泰南及吉打一带。狼牙修自古与中国各王朝有邦交关系，古迹文献也遍布该国事迹，但至今仍有许多争议。再者，大约千余年前左右，吉蔑人势力遍布中南半岛，早期居民以信奉兴都教的吉蔑人为主。狼牙修的创立者美荣马哈旺沙是载于《吉打纪年》的传奇人物，前阵子我国拍摄了有关他的电影，实在无处不神话，很难断定是否史实。

但很肯定的是，吉蔑族称霸的时期于大唐时期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马来族的三佛齐帝国（Srivijaya）之兴起，该国信奉佛教称著，狼牙修一段时期也盛行佛教，兴都佛教文明原本是伊斯兰教抵达前，在马来群岛盛传和发展。随后三佛齐面临南印度兴盛的注辇王国（Chola）远征，注辇国王真陀罗大军称霸马六甲海峡，三佛齐势力衰退，认注辇为宗主国，狼牙修及吉打古国都纳入注辇疆土。注辇不久后衰退，吉打国王于12世纪改信伊斯兰教，吉打苏丹王朝一脉相承至今。

狼牙修的另一部分，随后也被北大年苏丹王朝取代。两国屡次遭受暹罗的侵犯，北大年后期几乎气数已尽，1902年遭并吞灭国。英殖民主最终在1909年与暹罗签订《英暹条约》，将北马受暹罗控制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纳入英国保护地（protectorate），随后于柔佛帝国组成“马来属邦”；北大年、也拉、陶公府等纳入暹罗王国。马来属邦随后在英殖民主的整合下，与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组成马来亚联邦，最终在反对浪潮下重组为马来亚联合邦，直到独立为止。

这名莫名其妙的“狼牙修国王”不知打哪里钻出来的，也不知他是否了解我国源远流长、万千复杂的大马历史，他所要求的主权也不知该从何谈起。笔者总觉得这是一场刻意被安排的闹剧，况且路边社最近盛传不少阴谋论，“狼牙修帝国”或许真的只是笑话，搞搞虚拟的“私人国家”（Micronation）玩玩就好，吁请那位“国王/救世主”别太认真。

光华日报 2013年8月15日

马来佳丽与选美

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将於9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深怕触及敏感之故，大赛取消了泳装项目。对於世界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尼来说，主办选美比赛彷佛是种挑战，也是种勇气，毕竟印尼共和国遵循的是世俗宪法，宗教事务秉持中立，而且该穆斯林大国不设置国教，在某种程度上属开明体制（虽说各省市设有处理穆斯林事务的宗教法庭，以及亚齐自治省独有的伊斯兰法庭）。

泳装项目的取消，无疑是降低了宗教因素之门槛，因此今年度大马世界小姐比赛迎来了4名马来穆斯林佳丽参赛，并同时进入20强。4名均为混血儿的马来佳丽当凭着亮丽的外貌和自信，原以为能顺利过关斩将，但主办单位却在临时，唯有遵守1996年2月8日联邦直辖区伊斯兰法规宪报，禁止穆斯林参加选美比赛的宗教裁决（Fatwa），忍痛剔除4名马来佳丽的参赛权。

传统的两大国际选美盛事——世界小姐与环球小姐大马区赛，在90年代中期以前，曾有为数不少的马来佳丽参赛，着名的马来演艺人艾拉法兹拉（Erra Fazira）更是1992年大马世界小姐冠军出身。在往日仍属常事的选美竞赛，在1995年雪州宗教司通过伊斯兰裁决后，马来穆斯林女性从此绝迹於本国各大选美盛事。伊斯兰裁决是伊斯兰学者针对伊斯兰礼仪合法性的宗教裁决，裁决的权力就落在全国伊斯兰法规委员会手中。

宪法明文规定，伊斯兰事务隶属於州政府管辖范围，皇室统治的州属范围内，由苏丹担任宗教首长，没有苏丹的州属则由国家元首负责。而伊斯兰法规（Syarak）非隶属州宗教局，因此向统治者提出法规建议，是州宗教司（mufti）的责任。如何实施宗教裁决，根据2005年《Aliran》月刊的一篇剖析文章，州宗教司等必须召开宗教法规会议，并提呈宪报於州统治者，最高裁决权则落在各州苏丹身上。在《1995年回教刑事法令（雪兰莪州）》下，1997年3名参与选美竞赛的马来穆斯林女性由於违反宗教裁决，遭到雪州宗教局逮捕。

但模糊的法规也禁不住如妙龄小姐丶洲际小姐等选美竞赛，首要条件是这些比赛皆剔除了泳装，马来穆斯林女性被获允许参赛。遭除名参赛者瓦法在《马来邮报》访问中提到，由於总决赛在穆斯林为主的印尼举行，她原本认为穆斯林已被允许参与竞赛和代表大马，可惜事与违愿。另一名被除名的莎拉亦愤而发问：「如果这（曝露身体）是禁止我们的原因，那他们为何不禁止代表国家的穆斯林女体操和游泳选手？」

陈中和博士曾在南方学术沙龙中称，大马官方虽为是伊斯兰教，但是政府并无强制利用伊斯兰法来统治，各族人民都享有自由信仰的权利。虽说如此，但面对宗教管辖事务，我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都无能挽救的状态下，最终将形成宗教与世俗的隔阂，阻碍各族之间相互交际与竞争的环境，无利於建构多元民主的大马。叹息之余，也仅能像大马世姐发言人林安娜的理由般，牵强又吊诡：「大马是个多元族群的国家，我们必须尊重穆斯林群体。」

东方日报 2013年7月25日

陈勇健：“毛主义”与“文革”-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两大标准

*本文是2009年留学南京时期，所撰写的选修课程作业

【摘要】：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发现学生高喊、涂鸦革命口号，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有迹可寻，仿佛就如中国“文革”的重新演绎。“毛派”学生深受“毛主义”影响，模仿中国“红卫兵”穿绿色服装、戴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

【关键词】：“五月风暴”；“文革”；“毛主义”；大学生；知识分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之所以在法国发展最为繁荣时期突然发生，这无疑与60年代卷袭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触即发的左翼学生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月风暴”中参与罢课和示威游行的法国大学生人皆高举红色（倾向激进社会主义）与黑色（倾向无政府主义）大旗，死生呐喊、大学墙壁上涂鸦着“十年了，足够了！”（指当时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自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政府始已任满10年）[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前进，同志们！旧世界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等革命性口号；法国左翼学生组织无论亲法共派、毛派抑或托派，都联合举着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托洛斯基的肖像，“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2]有迹可寻，仿佛就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演绎。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对国际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广，而“五月风暴”中为法国青年大学生、知识分子所崇拜的“毛泽东主义”与激进的“毛派”左翼学生组织更是最令人瞩目的。本文将试论它们与“五月风暴”的关系。

“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

“毛泽东主义”（Maoism）本身就是个的模糊概念。虽然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已规定“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s Thought）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于“毛主义”一词则抱有绝对反对的态度，早期更曾反对过党内使用“毛泽东思想”字眼；认为自己不过是“学生”，因而不与“马恩列斯先生们”同列[3]，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拒绝再增加新的主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个人崇拜极度疯狂时期，“毛主义”再次被林彪、江青等人所提及，却又遭到毛泽东本人极力反对。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普遍理解马列主义是来源，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党、人民在中国革命所所建设的思想体系[4]，并非毛泽东一人独自创造出来的思想。

“毛泽东主义”可以是英语词里针对“-主义”（-ism）的直接翻译，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史华慈把它解释成马列主义“异端”[5]，他认为“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过程中所萌生出的独特思想；又或者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华民族化”，美国左翼学者佩弗认为这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所采取的革命发展的策略”[6]。“毛主义”一术语，最初出现是哈佛自由派学者用来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贬义词，“毛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如同美国学者詹明信所强调的-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义,把“毛主义”当成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60年代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是“文革”期间所创造的政治新概念，因此而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在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并生成崭新意义[7]，譬如在“文革”中滥用的刻意庸俗化、扭曲的毛泽东思想，往往成为了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所熟悉的革命语录与行动准则。

 学生闹“革命”

法国独有的文化气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前来，此时的巴黎已经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都市，巴黎大学也只好将新校舍建于郊外，“五月风暴”的首发点-第十大学-农泰尔学院（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便是座落在巴黎西郊。大学城内多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非常单薄，而西郊的富人区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上大学城的封闭，使与世隔绝的学生极其地深感孤独与寂寞；再者是禁止男女之间夜间互访的禁令，叛逆的大学生发奋而起与校方发生冲突，郊外率先掀起学生运动的火苗。首先是激进左翼学生领导的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不满而罢课，再从学生问题辗转到反战（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越南战争）课题；当巨大的革命风潮来临之时，“小团体”（gropscules）与学生组织合作迅速占领了巴黎大学，亲中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栏杆，在所有的入口安排禁戒哨，把校园便成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8]，在校园里关起门来闹“革命”。

这些亲中派是何许人也？在亲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从反斯大林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之下，其内部分裂出了坚持列宁主义的托洛斯基分子与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两大派，也就是所谓的托派（trotskistes）与毛派（maoïste）党派。正统的亲中派虽为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所领导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但在“五月风暴”中毫无任何影响；相反之，受哲学家兼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批青年学生追随者（尤其是毕业生）成了亲中派，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自称“毛主义者”，公开打出“毛主义”的旗号[9]。亲华派某些人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联系和训练活动，并拥有一支精通粗木棍和铁杠使用技术的纪律严明的纠察队[10]，外号“青年列宁联盟”（l’UJ）的主张反苏修、阶级斗争的极左学生运动分子。

随着校园示威逐渐猖狂，无奈大学只得通过警察来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后的结果是六百人被捕及巴黎大学暂时关闭，这一举动却促使了学生运动的扩张，以至骚乱波及了整个巴黎，学生上街示威、高唱《国际歌》、筑起街垒、与警察展开街头战斗等；巴黎的大学生与教师举行了万人“长征”示威游行，于13日占领（学生们声称“解放”）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Université Paris IV-Sorbonne），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在校园内创造了“公社”。14日始，法国工人阶层也响应了运动，工人们集体罢工甚至控制了工厂；若说示威学生的人数是六十万中的一万是小数，那么加上巴黎六十万劳工、迅速蔓延全国参与罢工的工人共多达一千万的绝大多数，确确实实的“星火可以燎原”，总统戴高乐终于慌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左翼政客的不妥协与不让步迫使法国政府调动了宪兵警察、坦克与伞兵部队进驻随时准备进行全面镇压；然而学生运动的失败并非受镇压，而是国人对近一个月来完全激化的、失控的暴动局面感到失望及厌烦，30日当天，右翼势力召集百万人展开支持戴高乐的游行队伍前进总统府，戴高乐以无线电传播发表反共演讲和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以及声明自己不隐退，继续参与下届总统选举。

进入六月后，学生运动开始面临退潮局面，政府公布正式取缔十一个左翼组织，特别是在五月风暴中起主导地位的四个学生组织[11]，警察随后驱逐了占据大学与大街的，学生们停止暴力反抗，罢工工人们回到工厂，“五月风暴”的乌托邦就此无声无息般地幻灭了。

学生群众中的所谓“毛主义”

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时，法国的大学生们也刮起了反抗戴高乐政府的“五月革命”（“五月风暴”的另一称呼），从学生们举标语牌、手握“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展开罢课、校园墙壁贴大字报、搞大串连等举动，貌似法国学生是刻意在效仿“文革”初期的特殊学生群团组织-“红卫兵”（Gardes rouges）。学生运动的组织派别众多且松散，“毛泽东主义”虽然只是众多意识形态的其中一部分，但其独特的“革命”性质在法国学运分子心中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巴黎大学-索邦学院被学生占领并成为“公社”后，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的画像一起挂满了校园的墙壁，晚上举行辩论大会商讨罢课、废除考试等问题，学生们尽情喊叫、唱歌，闹得不亦乐乎。校门口兜售的左翼党报、地下出版物、书籍中，法文版“小红书”（Petit Livre rouge）《毛泽东语录》因而成为畅销书[12]，左派小报则以“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影响最大；尔后大学图书馆更是改名成了“毛泽东图书馆”。

至于信奉“毛主义”的学生（大多数以“毛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为主），他们几乎模仿透中国“红卫兵”穿起解放军的绿色服装、戴绿色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其实，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这是由于藉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批判与颠覆，恰好为青年们提供了榜样；并且借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宗旨，于是愤怒、苦闷的青年在“文革”与“毛主义”找到了最有利的参照。反叛青年与知识份子在骚乱中偶尔被定义成是“反社会运动”的一群人,但他们却十分知晓“毛主义”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们愿意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例如“文革”时期“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干部、知识分子等回到农村和工厂，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也许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传统[13]，他们渴望激起的犹如革命般的巨大浪潮，因此而激情地拥抱并信仰的“想象中”美好的“毛主义”。“毛派”份子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动一场同“毛主义”运动、与文革全然的运动，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看到的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14]。

 亲中派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

由于一面倒向苏联意识形态的法共自转向议会路线始，对反战运动及工人阶层的不满等社会问题一直不为所动，尤其是过于偏袒苏联修正与官僚主义所致，于是党内部的一些亲中共的或是不满法共做法的知识分子试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去寻求真理[15]，其代表人物就有亲中派的法共党员路易.阿尔都塞等。亲中派从法共分裂并于1967年自组法国马列共产党，学生组织方面追随阿尔都塞的学生们自1966便已成立了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论著明显是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保卫马克思》一书便引用了毛泽东思想作凭据，虽然不公开支持“毛派”，但早期跟随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都造就了亲中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成员。不过，阿尔都塞与“毛派”始终反对学生领导革命，因为学生多为小资阶层既又缺乏群众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成立并得到胜利。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当工人群众决定走上街头抗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混入工厂动员工人，为工人大罢工起了很大作用。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件常事，然而“毛派”学生的宗师阿尔都塞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缺了席。

相较阿尔都塞，左翼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与伴侣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学运爆发后合作建立了学生后援委员会，号召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出于“道义与物质上支持学生与教师的斗争运动”[16]，随后萨特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后高度赞美“革命”，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专政，表示“…真正的问题是找到把他们的斗争与劳动阶级的斗争协调起来的途径，尽管动机不同，涉及的却是同样的斗争[17]”，这点与“毛派”分子的马列主义原则的走“群众路线”十分相似。萨特与阿尔都塞一样不把自己归类为“毛派”，也许如此大多数学生们才会普遍认同萨特为思想与精神“领袖”、奉其存在主义经典为指导造反的理论基础。在巴黎大学“索邦公社”的演讲上他谴责了法共的现行政治体制，无意间透露了他略有亲中国（反苏修）的倾向。

结论

    纵观“五月风暴”发生的整个过程，如此激烈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与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与60年代爆发的学生运动显然另有区别的，主要是法国就经历强烈的“法国革命传统”，却是基于且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特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即没有美国那种反战、嬉皮士文化、种族与性别歧视、激进学生企图发动“内战”等的极端复杂，亦无英、德般有浓厚保守主义背景色彩的国家。相比较起欧美国家，政、经稳定繁荣的法国一直是右翼为主的“强人”主导政府，如“五月风暴”般的左翼运动基本上是不符合法国国情的，然而它却意外地发生了；就连戴高乐本人都觉得惊讶，“风暴”因而使法国政府一度瘫痪、经济损失严重。作为“小资阶级”文化群体的学生站起来颠覆“（资本主义）文化”而闹“文化革命”。没人敢确认前因后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异化的旧社会与价值观”[18]使得学生沉迷于崇拜革命以及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厌恶，寻求精神与物质上的“解放”；劳动者认为公会不再保证工人利益、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与竞争激烈使工人承受过度压力，学生与工人都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同情。如此看来，“五月风暴”的一触即发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被一场突起而来的“风暴”袭击后，左翼所遭受失败的另一面却是胜利，法国政府立即采取安抚和有利人民的政策，如工人工资上涨率达30%；教育改革的实施使大学更具独立性，扩展、增建校舍，使更多人有入学机会等。而“五月风暴”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国人挺“右”立场支持戴高乐，执政党于1968年6月大选中大胜，戴高乐连任至1969年4月公民投票的失利而自愿隐退，“戴高乐时代”由此结束。至今法国人不曾忘记“英雄”戴高乐的功绩，即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坚决保护法国独立性与民族自主性而退出北约，特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邦交，是奠定中法合作关系的第一人。

知识分子则以萨特为例，仍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向左转”，他接手主编工作并亲自贩卖“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于1971年发表《为人民的正义性》支持左派斗争、1972年为《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一书写序言指出使用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暴力应当使用暴力、与“毛派”分子下乡下厂、1974年发表《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的政论演说和谈话集等[19]，萨特认为自己的斗争不只限于法国，而是是世界性的斗争，正如“毛派”分子所认同的毛泽东不只属于中国，甚至属于全世界一样的道理。对左翼运动抱支持态度的法国-瑞士籍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于马克思主义影响，常把政治思想注入自己的影片中，由于他极度憎恨资产阶级和力挺反战，于1967年拍摄了以一群背诵“小红书”、批判美帝国主义、身穿“红卫兵”服装的狂热青年人的《中国人》（La Chinoise）；以及于1972年与当时深受“毛主义”影响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合作的“毛派”经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整部电影传达了鲜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阶级斗争等。另有一部则是左派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于1973所拍摄的政治讽刺喜剧《中国人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其目的是希望法国人民尤其是当年深受“毛主义影响”青年一代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以搞笑方式呈现和反映“五月风暴”犹如一场在法国发生的“文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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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高乐于1958-1959年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理，1959年以绝多数选票当选第五共和首任国总统，1965年连任。
[2] 万家星：《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第5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261页．
[4] 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第107页
[5]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导言。
[6] 麦克莱伦等：《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7] 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第63页。
[8]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9]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0]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1] 它们分别指科恩-本迪领导的“3.22运动”（Le Mouvement du 22 Mars）、雅克.索瓦热奥领导的“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UNEF，亲法共）、阿兰.克礼文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托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亲华派/毛派）
[12] 其实早在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于法国一共再版了四次，印数已高达数百万册之多。
[13] 滕凌：《法国五月风暴与法共、毛派和托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76页。
[14]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
[15] 熊昭霞：《“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8页。
[16]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7] 让松：《存在与自由-萨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223页。
[18] 张富良：《法国“五月风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第48页。
[19] 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254-257页。

「假拿督」骗局

今年二月曾发生自称「苏禄苏丹」的贾马鲁基兰三世派遣军队入侵我国，向大马宣誓沙巴主权归属「苏禄王国」，事件走火以致大马必须派遣军方和侵略的叛军应战，最终才获得平息。值得关注的是，数个號称「苏禄苏丹」者，都私自册封勋衔。 

就在六月尾，一名华裔商人被號称马六甲「南寧酋长」（Undang Luak Naning）的阿都拉迪希山册封拿督勋衔，花了6千令吉换来的却是假头衔。由此看来，买官鬻爵现象似乎没有减少，反而更趋严重，故而墮入有心人所精心设下骗局。但根据史实，这名「南寧酋长」確实存在，但仅是空有虚表的世袭继承人，不具有册封的合法资格。
南寧与森美兰的酋长制一样，同为米南佳保人迁徙而来所建立的城邦，而南寧酋长所管辖的区域，囊括甲州北部大片领地。南寧採用与米南佳保相同的传统习俗（adat perpatih），由几个大家氏族推选出酋长（undang），此制度確立於荷兰统治马六甲时，並被殖民主所认可。1831年，著名的南寧战爭爆发，第九任南寧酋长多赛益（Dol Said）在林茂酋长（Undang Luak Rembau）的协助下举兵造反，成功击退英军。1832年英军大举进军攻佔南寧，並从此划入大英所直辖的海峡殖民地。

马六甲苏丹？

阿都拉迪希山或许是假，但南寧酋长却真的存在。只能说，阿都拉迪希山是南寧当地习俗所拥立的统治者，在新邦安拔（simpang ampat）也设有酋长府邸，但南寧酋长並无实权，不像森州其他的法定酋长享有特权。南寧的习俗法理事会（Lembaga Adat Naning）其实在2011年已声明阿都拉迪希山违反习俗法，阿都拉迪希山与南寧统治者血缘因而遭到废除，所以阿都拉迪希山很可能是「假酋长」。

前任甲州首长莫哈末阿里当时也称，其委任的勋衔不受甲州承认，纯属非法。但阿都拉迪希山始终否认该华裔商人的勋衔乃他所授予，而是另一名敌对「酋长」所为。

更古怪的是，出面斥责阿都拉迪希山的，竟然是「马六甲苏丹」拉惹诺占沙。拉惹诺占沙自称是拜里米苏拉后裔，是第44任「甲州苏丹」，为甲州与霹州的合法统治者。「甲州苏丹」对垒「南寧酋长」，让人一时费解，这些人到底打著什么名堂，竟然能私自册封並乱发勋衔。不管是「习俗勋衔」或否，贪图名利確实已触礁，若人人都自封「统治者」並胡乱册封，岂不天下大乱？阿都拉迪希山若非法定继承者，那他或有关人士应当被调查或逮捕归案。

「拿督」是本国最受討好的勋衔，再加上没有能力加以控制，导致一些大马人飞到印尼和菲律宾去买「假拿督」，但那些国家早已废除了君主制，册封仪式某种程度上仅是象徵，那些颁发出去的勋衔，除了图个名，並无多大的意义，因为它们都不受本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所承认。这种怪奇现象，多少也源自「有钱能封拿督」的风气，封勋制度一塌糊涂和滥发的今天，谁又应该被追究责任？

东方日报 2013年7月10日

国阵大合併，指日可待？

炒得热腾腾的国阵成员党大合併，谁都知道是天方夜谭，但政治人物们还是议论纷纷，乐此不疲。

民政党代主席郑可扬重提大合併，理由是国阵是 时候应该向多元种族政党迈进。 遗憾的是，大选翻船的民政党可有掌握话语权的份量？况且，民政本属于多元性质的政党，多年来却无法影响种族政体的国阵，大选重挫才扔出个闷炮，岂不献丑？ 单看国阵成员党复杂的过往，大合併到底该从何谈起、能否成立？

回顾歷史，国阵这个多党联合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成员党也隨著时代而不停增 减和变化。国阵的前身——联盟，起始便是西马种族政党「三驾马车」（巫统、马华、国大党）所组成。513事件爆发后，歷经国家內部重整和大洗牌，擬出所谓 政党大结盟，催生了国民阵线为主导的联合政府（唯独行动党谢绝加入）。被招揽的在野政党，包括多元种族政党，西马方面有民政党、人民进步党、泛马伊斯兰 党；东马方面自1963年组成马来西亚后，两州便各有特色。砂拉越州联盟分分合合，土著党和保守党等与退出后的国民党及在野的人联党，在州选举贏获的席位 不分上下，后来前者合併为土保党，並与后二者化解僵局，加入联合政府。沙巴州组成大马后，卡达山机构于1967年首次州选举败北，由敦慕斯达化领导的沙统 执政，实行专制统治，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取代沙统的人民党哈里斯政府，也仅是与国阵存有合作关係，並非实际成员。

1977年，巫统与泛马伊党矛盾日趋，伊党內部分裂，爆发「丹州危机」；12月13日，国阵会议决定开除伊党，自此之后，西马成员党再无发生任何大变动。
隨 后，国阵成员党在东马產生的变局最多。爆发党爭后，砂达雅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国民党和达雅党同时是国阵成员党。1987年发生著名的明阁事件，参与倒泰 益的达雅党被逐出，1991年又决定重投国阵怀抱，1994年才获批准。沙巴州方面，百林率领的沙巴团结党于1984年击败人民党执政沙巴州，1986年 才算有真正意义上加入国阵。

1990年团结党退出国阵与在野的人民阵线结盟，1994年州选举后虽保住了政权，但不久后因另立门户的前团 结党人跳槽而输掉政权。其中，沙巴自民党于1991年加入国阵；而在1994年州选举前，杨德利率眾离开团结党，创建沙进步党。州选举后跳槽的卡达山族议 员分別组织了沙人民团结党和沙民主党（1999年改称「民统」）；直到2002年，团结党才获准回到国阵怀抱。

2002年，砂民进党从砂国民党党爭分裂出去，在国民党註册遭驳回，民进党顺理成章加入国阵；次年，达雅党分裂，该党被註册局吊销后，诞生出砂人民党。2008年9月沙进步党退出国阵，才暂定为目前为止的13个成员党，未来还否有变数则不为所知。

此 外，合併成单一政党由民政和马华等提出，显然已无说服力，尤其是巫统在今届大选贏得88国241州席佳绩，东马少数民族政党也全无声色之下。巫统宣传主任 阿末马斯兰举出巫统將被「埋葬」为由，反对国阵大合併。其实一党独大的巫统若不摒弃协商制，成员党们偷笑都来不及。反倒是有者鼓励促成国阵华裔、华基政党 以及印裔、印基政党来个大团结，巩固国阵少数族群的势力，但除了谈何容易之外，也违反了多党联合共治及摒除种族政治之嫌疑。

人民进步党卡维斯声称早在13年前的进步党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成员党合併建议，但由于「每个人都要在自己领域称王」无疾而终。想当然尔，进步党不过是个蚊子党，其妙想天开的建议试问谁曾重视过？显然这並非早或晚之故，而是能否实现的现实问题。

更 可笑的是，国阵內还討论出不少新名堂，其中包括「新阵线」、「大马一个阵线」、「一个大马党」等，对合併一事「指日可待」。我想，国阵成员党根本不瞭解联 合政党（coalition）的定义，国阵最初的宗旨是组织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以避免纷乱並確保有效施政。迄今为止，国阵联合的机制和目標可见已完全失效，巫统在阵线內独大、小党仅能附庸，而且大多已沦落为 「没有主义」、毫无政治立场可言，几乎都成了政治分赃的「连体怪婴」。若大合併了就能不区分种族，那国阵这个联合政府组阁的指標在哪里？政见与分歧方面到 底有多大？若答案只有简单一句「国阵精神」，那又何苦再谈啥大合併呢？

东方日报 2013年6月10日

沙巴民政党「东方神起」？

国阵的华基政党几乎都在今届翻船，除了高喊不入阁的马华外，民政由于出征11国31州席，却仅赢得1国3州席（原文笔误为2席，笔者在此致上歉意！）。连基本盘的槟城在308遭火箭连根拔起，这次竞选4国13州席更是翻身绝望，简直是该党史上最惨重的大地震，以致前主席许子根在选后也宣布民政党不入阁。

许 子根抛下不入阁决定后便辞退，履行败选承诺。但麾下的党员们议论纷纷，大多可不这麽认为，多州民政不买账，更呼吁重新检讨不入阁决议。民政党唯一胜选的新 邦令金国会议员梁德明「尊重」不入阁决定；而民青团总团长林时彬早前指出这只是「暂时性不入阁」，尔后却又称民政必须重新检讨不入阁，到时看中委会怎麽 说。

更有趣的是，许子根宣布不入阁决定当天，却不包括沙巴州两名胜选的州议员，理由是沙巴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就更摸不着脑袋了。但 沙巴州在今届大选仍属国阵定存州，是民政侥幸抑或看对时局？2008年，沙巴进步党决议「塞冷」退出国阵，两名前沙巴进步党州议员——丹绒巴拔的陈树杰以 及伊罗布拉的区锦华于2009年退党，旋即加入西马的民政党，而不选择跳槽国阵其他本土的政党。先不管是哪方先献议，民政党确实下对了棋子，不仅将议席送 予民政，还协助民政移师东马，真可谓一箭双鵰。
不妨翻查大选成绩，沙巴民政运气还不坏，斩获的2席同属华裔多元选区，破除了外界所揣测的 「吃零蛋」。陈树杰个人声望高，2004年他在原区大选不劳而获丶上届沙巴无反风，轻松蝉联；今届三角战，陈树杰多数票仍有1522张。至于伊罗普拉选 区，区锦华前两届都高票当选，这次三角战反而害了在野阵营少取一席。行动党与沙进步党得票合计有8323票，足以胜过区锦华的8105票，可惜在野选票分 裂，区锦华以251多数票过关。

沙巴两名跳槽议员，在308民政惨败时为该党增添议席，今届大选名正言顺披上民政战衣出征。在反风浸沉民 政之时，陈树杰和区锦华俩皆中选，无疑地使民政党得以在沙巴州光明正大「插旗」，谋得一官一职，所以许子根岂敢叫他们不入阁？果然不负众望，民政副主席陈 树杰再次担任沙巴副首长，并兼任州工业发展部长，成为当今民政之最强者。

诸君是否还记得许子根曾在2011年说过要在沙巴「东山再起」， 被人猛批为逃离槟州后，又改口称是「从沙巴反攻，槟城东山再起」，现在看来槟州「东山再起」无望丶前途坎坷又渺茫；在沙巴州此时却「东方神起」，使人刮目 相看。兴高采烈的陈树杰彷佛掌握了话语权，声称有新血和新领导的注入，民政将起死回生丶壮大起来。

笔者看罢刘汉良《民政恐「无」山再起》一文，非常认同刘氏的结论：两届大选断送槟州江山，断了「根」，还要怎样出山？

民 政党在西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梁德明，也就是柔州，民政在槟州以至西马的翻船，将大幅度略减其在国阵的影响力。更何况东西马各个状况都各异，民政就算保得了 沙巴两州席当筹码，下一届能否盼到竞选更多议席，在多党瓜分的沙巴州，唯恐比登天还难，顶多也只是国阵内无足轻重的小党。除非，再祭出下下策，收买跳槽议 员乎？ 

东方日报 2013年6月5日

印裔政党大团结？

由于在今届大选印裔选票基本回流，国大党算是国阵小赢家，威风凛凛。国大党主席巴拉尼威最近鼓吹“印裔大团结”，大打印裔社群团结牌。

继 308政治海啸，兴权会当年所引起的印裔反风，也随着内部大分裂和印裔政局四分五裂而消耗殆尽。2009年，前兴权会协调员达能迪兰与领导层不和，组建了 亲国阵的新蚊子党——人民力量党；兴权会实权领袖乌达雅古玛随后也创立了大马人权党。

在大选期间，兴权会再度分化，实权领袖乌达雅古玛开除了为国阵公开助 选的主席胞弟瓦塔慕迪。曾经如雷灌顶的兴权会，据说目前仅剩200名会员，大势已去。

国大党的如意算盘，是瞄准了已加入国阵，或倾向国阵的小党，以便能收编国阵内的眼中钉，其中包括人民进步党、印裔前进阵线以及人民力量党等三党。

印裔前进阵线是1990由前国大党副主席班迪能创办，乃属国大党分裂之物，也曾是在野党团人民阵线的成员之一。班迪能于2008年逝世，该党如今已无足轻 重，预计有待重返母胎。2009年从兴权会脱出、被形容为国阵傀儡的人民力量党，若无意外也将跟进步伐，毕竟二者都属种族性质的纯印裔政党。

至 于人民进步党就较为复杂些。该党是独立前已创建的老党，以创党者的西尼华沙甘兄弟最为称著，算是个多元为主的印基政党。在加入国阵大团结政府前，人进党曾 是霹州最强大的在野势力，但1974年后，该党已遭到人民唾弃，在多次大选中惨败，长期浮沉在国阵里。党主席卡维斯曾在2004年为人进党争光，赢得被分 得的太平国席。2008政治海啸，人进党再度跌落谷底，虽在屡次与友党闹翻天后，今届大选得以攻打1国3席，但最终还是全军覆没。

反倒是2006年时，卡维斯曾建议民政党与其合并，然而不了了之。2009年5月人进党内讧，前首相署副部长姆鲁吉亚等反卡维斯派共7名党员被开除，姆鲁吉亚随后加入国大党。卡维斯一日尚在，要合并也非易事。

今 届大选，国大党被分得卫生部长、天然资源与环境部长、靑体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4个职衔；支持国阵的瓦塔慕迪也荣获上议员官职。国大党若不乘机来个 “印裔大团结”，岂不是对不起自己？至于获不获得印裔的普遍支持，那还是其次。毕竟大马政局再次刷新一页，种族政党性质已大受考验，国大党在上届翻船，今 届可说是种侥幸。在和丰这个前主席的老地盘，国大党依然收复不了，在许多印裔为主的选区，依然由民联获胜。

此外，国大党也别忘了还有纳拉卡鲁班（曾担任国大党青年团署理）在退出公正党后所创立的大马印裔团结党，正所谓一个都不能少，但凭各自利益为政，谈何容易？

《光华日报》201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