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与泰国的借鉴

摊开报章国际版，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发生在泰国与乌克兰的政治乱局，各为其主的群众间针锋相对及势不两立，近乎撕裂一个国家。当然，乌克兰和泰国个案虽不甚相同，但同样正遭遇着，两国已呈极端的政治两极化。

乌克兰在加入苏维埃前，现今国土的东西部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西部在乌克兰短暂独立前，由奥匈帝国统治，东部则归沙皇俄国。即便是东部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后，西部仍在二战爆发后才并入国境内。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克拉夫楚当选新兴国家总统。1994年，库奇马击败前任当选总统，从选举版图上可看出，支持库奇马的选民以东部为主，克拉夫楚则获西部选民支持。

乌克兰于2004年总统大选后爆发橙色革命，尤申科最终在重选中击败先前占优势的对手——亲俄派的亚努科维奇。只是好景不长，随着亲西方派政府在政策上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又于同一阵线的季莫申科决裂，于是在2010年败下阵来。亚努科维奇与季莫申科的总统选举对决中，选举版图持续呈西部选民支持季氏，及东部选民倒向亚氏的倾向，最终亚氏以高于季氏的3.48%得票率险胜。

由于亲俄与亲西方立场的严重对峙，在亲俄的地区党政府去年年底拒绝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亲西方反对派以此为契机发起大规模示威，以致一发不可收拾，谈判屡次陷入失败而陷入僵局，眼前亲政府与反对派的支持者间的冲突加剧，亚氏和政府至今仍未有辞职和提前大选的决定。

泰国的“红黄对峙”进入第9个年头，红衫军崇拜的灵魂人物他信至今仍流亡在外，2011年由前人民力量党重组的为泰党再次夺得政权，为泰党魁——他信的亲妹英叻担任首相。为泰党企图通过特赦法，铺路他信返国，此举竟然引发反对派主导的黄衫军示威再度崛起，法案就算被驳回也无济于事。他信掌权后，泰国政治版图南辕北辙，泰国东北及北部的绝大部分都投选他信阵营，以南则集中投给反对派，长期的利益冲突与相互交恶，似乎没有丝毫的妥协与让步。

无可奈何下，泰国宣布提前在2月举行大选，而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已声明抵制。选举期间，示威者严重阻扰大选进程，导致部分投票站遭围困，意图干扰选民投票；直到今天，选举结果仍未公布。这不得不提2006年，他信的泰爱泰党在政局危机中与反对党派抵制下闪电大选中大获全胜，唯不久后就遭到军事政变推翻。至于军方会否再出此下策，很难说不可能，但基于两大党都未有谈判和妥协的打算，局势只能有待评估。

乌克兰和泰国的乱局与失序，就好比正常的民主“游戏规则”已基本失灵，无论哪一派胜出选举，敌对的另一派就会展开杯葛和反击；如此乱局，不管人民怎么选或由谁来当政，猴年马月都不会圆满解决。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文章写道：“只要有国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这三个利益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各方都声称自己爱国，追捧各自的政治精英或英雄，但人民利益的成分到底有多少？炒作民粹主义是很简单的事，只是导致国家陷入兵荒马乱的两级对峙，最终遭殃的只是分裂的人民群众自身。民主，彷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相互谴责和鼓吹对立的政治狂热病，究竟何时才能罢休？

光华日报 2014年2月22日

泰国的民粹政治

自2009年的红衫军入京示威，并失控而酿成暴力冲突后，泰国再度面临红黄大对峙的严重局面。这次双方则替换了角色，反政府一方成了黄衫军，而当今政府是由英叻领导的为泰党联合政府。

泰国的红黄对峙与一般的抗暴政与独裁的“颜色革命”不同，更与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整体来说就是“亲他信”或“反他信”、城市与乡区、南部与北部、平民与上流阶级等的二元分歧。正所谓从他信而起，则需从他信而终。其妹，也就是当今总理英叻就意图通过政治特赦法，为流亡在外的兄长顺利返国铺路，英叻虽撤回法案，但黄衫军示威已迅速蔓延。这次的黄衫军主导者也换成了前民主党政府的副首相素贴，而此人的政治诚信度亦备受质疑。

泰国前总理他信可谓泰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从政前家族原已是富甲一方，他领导的前泰爱泰党在2001年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组成以泰爱泰党为主的联合政府。2005年大选情势更是一边倒向泰爱泰党，泰爱泰党认为独立组阁的时机已成熟，他信也表示该党能单独执政。此举固然引起了在野势力的担忧与不满，尤其是产生泰爱泰一党独大、唯他信是从的独裁政府。

2006年，他信家族因出售新集团股份没缴税一事，引起了一波波的反他信示威游行，于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岂料泰爱泰依然狂胜，他信虽三度当上总理，政局却也呈现摇摆不定。此危机一路持续到该年9月，在泰皇与军人的支持下，控告他信贪污腐败，发动军事政变推倒了他信政府。他信当时身在外国，随后只好流亡在海外。

他信虽人在海外，但其影响力却丝毫不减。泰爱泰被禁后，他信势力组建了人民力量党，并参与了军变后首次大选，结果该党顺利胜出和执政，组成联合政府。沙玛政府首次面临媒体大亨林明达等领导的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的杯葛，接而被指贿选而遭到禁止，由阿比希领导的在野民主党顺理成章上台执政，组成联合政府。

他信支持者也不甘示弱，组成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号召支持他信，反对靠军人撑腰上台的民主党联合政府。2009年，红衫军的野火在曼谷燃烧，情势逐渐失控，民主党宣布紧急状态并实行镇压，造成死伤惨重。2011年大选，他信势力重组的为泰党，在他信亲妹英叻的领导下再次拿下大多数议席，顺利执政。红军与黄军就这样反复地，我反你、你反我，双方示威抗议的前因后果，仍旧围绕在他信。仿佛他信就是当今乱局的起因，这也是黄衫军深信不疑的，而红衫军则对他信本人深信不疑。

泰国民主进程在屡次的军事干政下，充满波折，而民主化后便从此停滞不前，许多人都认为矛盾与对立没有获得解决，归咎于政客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鼓吹民粹政治。其主张为人民服务，实乃煽动民众为个人利益服务。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此话应成借鉴和警惕，更应是杜绝政治狂热病的警世箴言。

东方日报、光华日报 2013年12月11日

人联党还有可能吗？

人联党主席陈华贵曾在几个月前，突然提议人联党丶马华与民政党来个国阵三大华基政党大合并，但马华和民政基本都兴趣缺缺，最终人联党落个空欢喜，自讨没趣。

孰知砂州地方政府及社区发展部高级部长丶人联党「黄派」领导黄顺舸，在砂州议会会议接受记者询问合并问题时，直接回应不太可能。

其 实黄顺舸说得也对，砂人联党本来就是走多元族群路线的政党，创党初期更是一个表明反殖反帝反大马建立的激进左翼政党。莫说与马华，计划要和民政合并为一也 不太可能，而且基于国阵的协定，砂州的国阵友党继续保持其主权，西马国阵政党被禁止在砂州「插旗」。但在2011年砂州州选，马华和民政都派遣人员到砂州 助选站台，而砂州也紧随着西马的改变之风，以致人联党一败涂地，仅拿下6州席。

砂人联党自70年代加入国阵始，整体上已缺乏了政治立场与 论述，国阵华基政党无关东西马，一律当家不当权，虽然在火箭的东进下，其长期还能获得华裔选民的支持而稳胜，但2006年州选后，神话已经逐渐破灭。从 2011年州选竞选19个州席，仅获胜6个；2013年全国大选中竞选7个国席，仅保住1个。人联党岂能不慌，不为其前途感到担忧？

再 说，人联党虽自认多元族群政党，却把自身迅速「华人化」，或许就是败笔所在。在2011州选中，人联党除了动用西马政党威胁论，更大打没有华人代表牌，但 大多数华裔已无动于衷，他们义无反顾，铁了心就是要改变。事实已摆在眼前，人联党获胜的6个州席，4名来自于土着候选人；2013年仅得的唯一国席，也由 里察烈高票当选。人联如果要翻身，则须重新检讨战略，并且往更多元的路线发展，不必随马华闻鸡起舞；当然，在国阵种族政治和议席分配不妥的无奈下，无关东 马或西马，情况雷同。

人联党斗来斗去，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黄顺舸至今还在「倒陈」，人联党前主席陈康南势力仍把持权力，再加上地域主义和籍贯所划分的北丶中丶南，人联党相比起马华和民政，更复杂得多。

除非能回到人联党昔日的繁华，早期的人联党主义是从多元领导丶立场和斗争明确丶凝聚力猛强的党组织，就算是「参政时期」的1978年，党元老田绍熙更因为人联在国会反对林吉祥所提出的独立大学动议，炮轰党领袖，以致党中委更改党立场，这就是不唯命是听丶不随意屈从的范例。

空喊「砂哈地」是没用了，没有了「砂哈地」的斗争精神，人联党也仅有这样了。

東方日報 2013年11月24日

历史都是主观的

前阵子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逝世不久，政府下令严禁其骨灰运返之时，有者在网上挑起了一番热论，那就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丶我国前首相敦拉萨在日据时期加入日 军训练的照片，传遍面子书各个角落，尤其马共历来被正确史观喻为「恐怖分子」或「叛徒」，敦拉萨加入日军之事又在此时发酵，网上也掀起了谁才是「奸细」丶 「叛贼」，以致上演「讨奸」的局面，谁是谁非，一时难说得明白。

其实敦拉萨少壮时期加入日军， 基本不算什麽秘密， 那张照片其实源自甲州的独立纪念馆展览厅，也被转载至其他书籍，一直是公开的事实。随后也有人为敦拉萨澄清，称他当年加入日军其实是充卧底，其实他本来的 身份是彭亨抗日后备军团（Wataniah）一员。撤退的英军后来也组建了136部队，准备潜回马来亚进行敌后活动，马来后备军团给予协助并与136部队 并肩作战。

其实哪一方的历史都好，其实在不狡辩之下，也能够清楚说明，更毋须刻意遮掩。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打着的旗号是「大东亚共荣圈」， 建立一个全新的「大东亚新秩序」，并答应给予这些解放殖民地独立的号召，引起东南亚殖民地一些反殖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左翼民族主义的马来青年协会 （KMM）领导人丶大印尼主义者的伊布拉欣雅谷便是接受日本献议，答应协助日军「解放」马来亚的人物之一。但须注意的是，伊布拉欣雅谷是否应归类为「叛 徒」？这点有必要阐明的是，日本被殖民地反英人士视为「解放者」，多少是应了「亚洲是亚洲人的」精神号召，而日本也应许让这些东南亚国家独立自主为前提。

孰 知日本占领马来亚后出尔反尔，并无如期实现让殖民地独立的诺言，日本顺理成章接替英国成为新任殖民主。1942年6月，协助入侵的马来青年协会被禁止活动 和勒令解散，部分人士也参与了地下武装抗日，有说是表面假装与日本人合作，实质上是协助抗日运动，最终目标是马来亚的独立。在日军任命成立「义勇军」的命 令下，伊布拉欣等人随后也接受日本的军训，并委任为该军团首领。此外，一些反殖人士也忍辱负重，在日据时代继续担任各种职业，有如伊萨哈芝穆哈默便在日方 的《马来新闻》报担任编辑；阿末布斯达曼组织了祖国左翼运动，与马共和英方共同抗日等。在这段期间，也有不少马来人加入了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对抗日本 法西斯，前后就出现了拉昔迈丁以及阿都拉西迪等。

历史并不是刻板一块，或是对官方赋予的政治正确史观，照单全收。马共在抗日与抗英独立解 放运动方面，确实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这点岂可能遭扭曲和抹杀？若要质疑日据时代的种种因素或归类谁是「奸细」，「另一方的历史」却有不同版本的解说。参考 新马侨友会编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我国所津津乐道和美化的136部队，据称是无作战任务的情报单位，若无人民抗日军或抗日组织的配合，基本毫无贡献 可言。部队解散后，「英军官大部分回国，部分参加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机构，成为镇压马来亚人民民主运动的帮凶」。

确如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言：「一切历史都是主观地被记录下来，又被人主观地阅读」。历史其实是很主观的东西，是非功过任评说。 

東方日報 2013年10月1日

不再平凡的916

马来西亚日是我国正式成立的日子，而每年过惯的国庆日，竟然与「马来西亚」无关。今年的大马日不仅和谐，而且有不少意外惊喜，最震惊的莫过于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在9月16日当天逝世。

陈平有生之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回国，哪怕是踏进国土一步都好。大马政府更是严重声明陈平待火化后的骨灰不许运回国，一个害怕骨灰的政府，顿时成了当下的国际笑话。

《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陆续有部分前马共战士申请成为大马公民，或申请回乡探望许久未见的亲戚。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丶已逝的前马共中委拉昔迈丁等都曾成功申请回马访问；流亡中国的珊霞法姬一家也获回马定居，她于2008年逝世。

《合 艾和平协议》的目的就是化敌为友丶既往不咎为前提，正如李万千先生一篇文章写道，如果按照该协议所述，马共不仅在国家的独立斗争作出贡献，马共成员亦可在 不受拘留和审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回返家园定居的。可惜的是，马共停战缴械后，大马政府并无给予马共正名历史，反而继续扭曲和大肆抹黑，右翼政客更是不厌 其烦地借马共来炒作种族政治，以致马共臭名昭彰，后世仅知「恐怖分子」，不知其为马来亚独立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马共成「恐怖分子」 

马共盘踞在泰南多年，而真正化敌为友的，是泰方。马共游击队卸甲归田后，被安排在和平村和友谊村等定居，在泰国朱拉蓬公主关照名下，泰政府遵守协议拨给土地 丶协助建村等。朱拉蓬公主本人还亲自出席了陈平丧礼，并送上花圈。退役将军吉蒂叻达纳查耶，当年的南部第四军区副司令，初期三方高级和谈的前泰政府谈判团 团长认为陈平应该被缅怀为英雄，人死后一切就结束了。

首相纳吉表示，若不满意政府禁止骨灰运回国的举动，大可申请上诉，实在令人感到啼笑 皆非。因为陈平生前被无理禁止回国时，早就无数次上诉丶申请返马定居，但最高法院驳回的理由竟然是要他出示出生纸等证明！政府是否早就忘了自己签署过和平 协议？如今斯人已逝，政府的借口竟然还停留在陈平并无申请公民权上，简直是荒诞到了极点。
 

不妨翻阅史册，马共走上武装斗争，是英殖民主在 1948年断绝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迫使大批左翼分子上山反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争取独立；1955年，陈平率先提出了和解，准备放下武器，于吉打华玲与 东姑阿都拉曼的政府代表团（此时尚未独立），展开了两天的「华玲会谈」，结果无疾而终。陈平随后也再次因和解事宜致信东姑，却不获受理。吊诡的 是：1957年马来亚实现独立后，身份一经转移，独立分子顿成「恐怖分子」，右翼政党集团骑劫丶邀功一切，包括历史。

有者道，陈平死得刚刚好，9月16日往后将变得更具意义。不仅是我大马成立的年份，更是前马共总书记的忌日。更要紧的还是，我们切莫忘记1963年9月16日那天，同时组成大马的还包括新加坡，而且无独有偶的是，当天竟是时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哈里李（光耀）的生日！ 

东方日报 2013年9月24日
光华日报 2013年9月18日

政治恐共症

一部叙述紧急状态时期新村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却被扯上了“亲共”嫌疑，遭到巫统青年团反对和围剿，以展延《王者之风》充理由，借机刁难已被电检局通过的《新村》。

华人新村是反共/抗英（随你爱从什么角度切入）时期，英殖民政府为了切断郊区华人与马共武装分子接触，而强硬把他们集中在一个新聚落，由于新村计划是时任司令的英国森林作战专家哈罗德毕利斯（Harold Briggs）的概念，也称作“毕利斯计划”。由于本国过去反共的阴影至今犹在，当权者又不时刻意炒作威胁其政权者为“共产党”，再部分经过种族化政治处理，造成了我国人民，尤以马来穆斯林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有严重的“恐共症”，凡共产党就是恐怖主义、涂炭生灵，极右分子更把马共与华人混作一块，煽动种族情绪。

而说到新村，深受政治迫害最深刻的固然是华人，若说华人政治思潮是我国最为进步和激进，那紧急状态时期共产党抗英的武装斗争、意识形态对立分裂了马来亚居民，尤其是华人。《新村》电影黄巧力的简介中便指出，这是一部向经历过紧急状态时期被强行迁入集中营的马来亚半岛华人先辈致敬的电影，以便能让世人一同重新审视那段悲壮的历史。出发点和概念都是好的，坏在我国仍停留在“共产主义幽灵徘徊”的气氛，迟迟未能打破历史所种下的仇恨与藩篱。《王者之风》为何敏感？电影当中所演绎的五一三事件便属官方版本，特别强调在野党骚动是暴动的主因，但迄今为止该种族暴动仍旧是“不可说的秘密”，那么究竟该如何区分扭曲或重现历史？

吊诡的是，新村虽发源自残酷的历史背景，却成为了大马华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华裔的家乡源自新村，全国各地目前现存约450个新村，新村的华人便占据了全国华人的四分之一人口。巫青团炒作此番话题，不是似懂非懂既是肆意妄为，也一并抹杀了该电影所要诠释的重心所在。当年集中营的受害者，遭遇的是左右为难的悲惨命运，同时面临着英殖民军警和马共游击队的威胁，夹在中间，里外非人；单凭这一点，不是每年国庆日轮番播放的《武吉哈逢》电影，或亲共、反共便能一概而论的。

极右若要把历史种族化，那更是愚蠢之极。切莫忘记去年闹得沸腾的末英德拉事件，末英德拉便是率领马共袭击武吉哈逢警局的马来人，后来遭到逮捕而就义。马共有一支以马来人为主、由阿都拉西迪建立的第十支队，最初的基地设在彭亨淡马鲁。尤以拉昔迈丁为甚，这名参与了华玲和谈的著名人物，在当时已是马共中央委员。马共在抗日、尤其反殖抗英、为独立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被政治手段抹黑及磨灭的史实。

巫青团团长凯里自圆其说，却不敢直面国阵青年团与中共共青团加强联系的事实。此外，中共也派遣代表团出席了巫统大会，既然右翼种族政党也能与所谓的共产党紧密接触。那老早已签署了和平协议、缴械了投降的马共，何以让巫青团有极度敏感之处？凯里甚至辩称巫统并非伪君子，因为中共已开放市场经济，所以中共和马共是两种不同的单位。笑话了，马共都已投降二十余年，中共就算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拆不掉的生招牌，若非双重标准，难道是凯里常识盲？反正官字两把口，他们说什么算什么，噏得出就噏。

光华日报 2013年8月6日

陈勇健：“毛主义”与“文革”-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两大标准

*本文是2009年留学南京时期，所撰写的选修课程作业

【摘要】：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发现学生高喊、涂鸦革命口号，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有迹可寻，仿佛就如中国“文革”的重新演绎。“毛派”学生深受“毛主义”影响，模仿中国“红卫兵”穿绿色服装、戴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

【关键词】：“五月风暴”；“文革”；“毛主义”；大学生；知识分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之所以在法国发展最为繁荣时期突然发生，这无疑与60年代卷袭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触即发的左翼学生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月风暴”中参与罢课和示威游行的法国大学生人皆高举红色（倾向激进社会主义）与黑色（倾向无政府主义）大旗，死生呐喊、大学墙壁上涂鸦着“十年了，足够了！”（指当时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自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政府始已任满10年）[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前进，同志们！旧世界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等革命性口号；法国左翼学生组织无论亲法共派、毛派抑或托派，都联合举着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托洛斯基的肖像，“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2]有迹可寻，仿佛就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演绎。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对国际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广，而“五月风暴”中为法国青年大学生、知识分子所崇拜的“毛泽东主义”与激进的“毛派”左翼学生组织更是最令人瞩目的。本文将试论它们与“五月风暴”的关系。

“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

“毛泽东主义”（Maoism）本身就是个的模糊概念。虽然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已规定“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s Thought）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于“毛主义”一词则抱有绝对反对的态度，早期更曾反对过党内使用“毛泽东思想”字眼；认为自己不过是“学生”，因而不与“马恩列斯先生们”同列[3]，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拒绝再增加新的主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个人崇拜极度疯狂时期，“毛主义”再次被林彪、江青等人所提及，却又遭到毛泽东本人极力反对。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普遍理解马列主义是来源，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党、人民在中国革命所所建设的思想体系[4]，并非毛泽东一人独自创造出来的思想。

“毛泽东主义”可以是英语词里针对“-主义”（-ism）的直接翻译，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史华慈把它解释成马列主义“异端”[5]，他认为“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过程中所萌生出的独特思想；又或者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华民族化”，美国左翼学者佩弗认为这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所采取的革命发展的策略”[6]。“毛主义”一术语，最初出现是哈佛自由派学者用来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贬义词，“毛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如同美国学者詹明信所强调的-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义,把“毛主义”当成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60年代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是“文革”期间所创造的政治新概念，因此而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在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并生成崭新意义[7]，譬如在“文革”中滥用的刻意庸俗化、扭曲的毛泽东思想，往往成为了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所熟悉的革命语录与行动准则。

 学生闹“革命”

法国独有的文化气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前来，此时的巴黎已经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都市，巴黎大学也只好将新校舍建于郊外，“五月风暴”的首发点-第十大学-农泰尔学院（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便是座落在巴黎西郊。大学城内多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非常单薄，而西郊的富人区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上大学城的封闭，使与世隔绝的学生极其地深感孤独与寂寞；再者是禁止男女之间夜间互访的禁令，叛逆的大学生发奋而起与校方发生冲突，郊外率先掀起学生运动的火苗。首先是激进左翼学生领导的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不满而罢课，再从学生问题辗转到反战（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越南战争）课题；当巨大的革命风潮来临之时，“小团体”（gropscules）与学生组织合作迅速占领了巴黎大学，亲中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栏杆，在所有的入口安排禁戒哨，把校园便成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8]，在校园里关起门来闹“革命”。

这些亲中派是何许人也？在亲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从反斯大林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之下，其内部分裂出了坚持列宁主义的托洛斯基分子与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两大派，也就是所谓的托派（trotskistes）与毛派（maoïste）党派。正统的亲中派虽为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所领导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但在“五月风暴”中毫无任何影响；相反之，受哲学家兼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批青年学生追随者（尤其是毕业生）成了亲中派，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自称“毛主义者”，公开打出“毛主义”的旗号[9]。亲华派某些人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联系和训练活动，并拥有一支精通粗木棍和铁杠使用技术的纪律严明的纠察队[10]，外号“青年列宁联盟”（l’UJ）的主张反苏修、阶级斗争的极左学生运动分子。

随着校园示威逐渐猖狂，无奈大学只得通过警察来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后的结果是六百人被捕及巴黎大学暂时关闭，这一举动却促使了学生运动的扩张，以至骚乱波及了整个巴黎，学生上街示威、高唱《国际歌》、筑起街垒、与警察展开街头战斗等；巴黎的大学生与教师举行了万人“长征”示威游行，于13日占领（学生们声称“解放”）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Université Paris IV-Sorbonne），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在校园内创造了“公社”。14日始，法国工人阶层也响应了运动，工人们集体罢工甚至控制了工厂；若说示威学生的人数是六十万中的一万是小数，那么加上巴黎六十万劳工、迅速蔓延全国参与罢工的工人共多达一千万的绝大多数，确确实实的“星火可以燎原”，总统戴高乐终于慌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左翼政客的不妥协与不让步迫使法国政府调动了宪兵警察、坦克与伞兵部队进驻随时准备进行全面镇压；然而学生运动的失败并非受镇压，而是国人对近一个月来完全激化的、失控的暴动局面感到失望及厌烦，30日当天，右翼势力召集百万人展开支持戴高乐的游行队伍前进总统府，戴高乐以无线电传播发表反共演讲和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以及声明自己不隐退，继续参与下届总统选举。

进入六月后，学生运动开始面临退潮局面，政府公布正式取缔十一个左翼组织，特别是在五月风暴中起主导地位的四个学生组织[11]，警察随后驱逐了占据大学与大街的，学生们停止暴力反抗，罢工工人们回到工厂，“五月风暴”的乌托邦就此无声无息般地幻灭了。

学生群众中的所谓“毛主义”

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时，法国的大学生们也刮起了反抗戴高乐政府的“五月革命”（“五月风暴”的另一称呼），从学生们举标语牌、手握“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展开罢课、校园墙壁贴大字报、搞大串连等举动，貌似法国学生是刻意在效仿“文革”初期的特殊学生群团组织-“红卫兵”（Gardes rouges）。学生运动的组织派别众多且松散，“毛泽东主义”虽然只是众多意识形态的其中一部分，但其独特的“革命”性质在法国学运分子心中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巴黎大学-索邦学院被学生占领并成为“公社”后，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的画像一起挂满了校园的墙壁，晚上举行辩论大会商讨罢课、废除考试等问题，学生们尽情喊叫、唱歌，闹得不亦乐乎。校门口兜售的左翼党报、地下出版物、书籍中，法文版“小红书”（Petit Livre rouge）《毛泽东语录》因而成为畅销书[12]，左派小报则以“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影响最大；尔后大学图书馆更是改名成了“毛泽东图书馆”。

至于信奉“毛主义”的学生（大多数以“毛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为主），他们几乎模仿透中国“红卫兵”穿起解放军的绿色服装、戴绿色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其实，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这是由于藉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批判与颠覆，恰好为青年们提供了榜样；并且借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宗旨，于是愤怒、苦闷的青年在“文革”与“毛主义”找到了最有利的参照。反叛青年与知识份子在骚乱中偶尔被定义成是“反社会运动”的一群人,但他们却十分知晓“毛主义”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们愿意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例如“文革”时期“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干部、知识分子等回到农村和工厂，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也许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传统[13]，他们渴望激起的犹如革命般的巨大浪潮，因此而激情地拥抱并信仰的“想象中”美好的“毛主义”。“毛派”份子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动一场同“毛主义”运动、与文革全然的运动，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看到的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14]。

 亲中派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

由于一面倒向苏联意识形态的法共自转向议会路线始，对反战运动及工人阶层的不满等社会问题一直不为所动，尤其是过于偏袒苏联修正与官僚主义所致，于是党内部的一些亲中共的或是不满法共做法的知识分子试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去寻求真理[15]，其代表人物就有亲中派的法共党员路易.阿尔都塞等。亲中派从法共分裂并于1967年自组法国马列共产党，学生组织方面追随阿尔都塞的学生们自1966便已成立了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论著明显是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保卫马克思》一书便引用了毛泽东思想作凭据，虽然不公开支持“毛派”，但早期跟随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都造就了亲中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成员。不过，阿尔都塞与“毛派”始终反对学生领导革命，因为学生多为小资阶层既又缺乏群众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成立并得到胜利。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当工人群众决定走上街头抗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混入工厂动员工人，为工人大罢工起了很大作用。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件常事，然而“毛派”学生的宗师阿尔都塞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缺了席。

相较阿尔都塞，左翼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与伴侣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学运爆发后合作建立了学生后援委员会，号召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出于“道义与物质上支持学生与教师的斗争运动”[16]，随后萨特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后高度赞美“革命”，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专政，表示“…真正的问题是找到把他们的斗争与劳动阶级的斗争协调起来的途径，尽管动机不同，涉及的却是同样的斗争[17]”，这点与“毛派”分子的马列主义原则的走“群众路线”十分相似。萨特与阿尔都塞一样不把自己归类为“毛派”，也许如此大多数学生们才会普遍认同萨特为思想与精神“领袖”、奉其存在主义经典为指导造反的理论基础。在巴黎大学“索邦公社”的演讲上他谴责了法共的现行政治体制，无意间透露了他略有亲中国（反苏修）的倾向。

结论

    纵观“五月风暴”发生的整个过程，如此激烈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与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与60年代爆发的学生运动显然另有区别的，主要是法国就经历强烈的“法国革命传统”，却是基于且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特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即没有美国那种反战、嬉皮士文化、种族与性别歧视、激进学生企图发动“内战”等的极端复杂，亦无英、德般有浓厚保守主义背景色彩的国家。相比较起欧美国家，政、经稳定繁荣的法国一直是右翼为主的“强人”主导政府，如“五月风暴”般的左翼运动基本上是不符合法国国情的，然而它却意外地发生了；就连戴高乐本人都觉得惊讶，“风暴”因而使法国政府一度瘫痪、经济损失严重。作为“小资阶级”文化群体的学生站起来颠覆“（资本主义）文化”而闹“文化革命”。没人敢确认前因后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异化的旧社会与价值观”[18]使得学生沉迷于崇拜革命以及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厌恶，寻求精神与物质上的“解放”；劳动者认为公会不再保证工人利益、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与竞争激烈使工人承受过度压力，学生与工人都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同情。如此看来，“五月风暴”的一触即发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被一场突起而来的“风暴”袭击后，左翼所遭受失败的另一面却是胜利，法国政府立即采取安抚和有利人民的政策，如工人工资上涨率达30%；教育改革的实施使大学更具独立性，扩展、增建校舍，使更多人有入学机会等。而“五月风暴”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国人挺“右”立场支持戴高乐，执政党于1968年6月大选中大胜，戴高乐连任至1969年4月公民投票的失利而自愿隐退，“戴高乐时代”由此结束。至今法国人不曾忘记“英雄”戴高乐的功绩，即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坚决保护法国独立性与民族自主性而退出北约，特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邦交，是奠定中法合作关系的第一人。

知识分子则以萨特为例，仍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向左转”，他接手主编工作并亲自贩卖“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于1971年发表《为人民的正义性》支持左派斗争、1972年为《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一书写序言指出使用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暴力应当使用暴力、与“毛派”分子下乡下厂、1974年发表《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的政论演说和谈话集等[19]，萨特认为自己的斗争不只限于法国，而是是世界性的斗争，正如“毛派”分子所认同的毛泽东不只属于中国，甚至属于全世界一样的道理。对左翼运动抱支持态度的法国-瑞士籍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于马克思主义影响，常把政治思想注入自己的影片中，由于他极度憎恨资产阶级和力挺反战，于1967年拍摄了以一群背诵“小红书”、批判美帝国主义、身穿“红卫兵”服装的狂热青年人的《中国人》（La Chinoise）；以及于1972年与当时深受“毛主义”影响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合作的“毛派”经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整部电影传达了鲜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阶级斗争等。另有一部则是左派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于1973所拍摄的政治讽刺喜剧《中国人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其目的是希望法国人民尤其是当年深受“毛主义影响”青年一代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以搞笑方式呈现和反映“五月风暴”犹如一场在法国发生的“文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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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高乐于1958-1959年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理，1959年以绝多数选票当选第五共和首任国总统，1965年连任。
[2] 万家星：《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第5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261页．
[4] 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第107页
[5]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导言。
[6] 麦克莱伦等：《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7] 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第63页。
[8]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9]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0]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1] 它们分别指科恩-本迪领导的“3.22运动”（Le Mouvement du 22 Mars）、雅克.索瓦热奥领导的“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UNEF，亲法共）、阿兰.克礼文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托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亲华派/毛派）
[12] 其实早在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于法国一共再版了四次，印数已高达数百万册之多。
[13] 滕凌：《法国五月风暴与法共、毛派和托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76页。
[14]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
[15] 熊昭霞：《“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8页。
[16]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7] 让松：《存在与自由-萨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223页。
[18] 张富良：《法国“五月风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第48页。
[19] 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254-257页。

中国央视播V煞，又如何？

《V煞》（V For Vendetta）是2005年改编自著名漫画的科幻电影，被归类为反体制、反权威、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经典作品。主角V所戴着的福克斯面具（Guy Fawkes mask）已是时下示威游行中参与者的必备品。而一向来被指为中共喉舌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2月14日的电影频道第6台上首次播放《V煞》，故成为近期内 最热门的讨论。

中共十八大后，有指新领导层已逐渐开放讯息，中国估计将迎来大开放。关键是，这种革新气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凤 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在《论十八大后的中国发展方向》中指出：“过去20年里，由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停留在浅层，加上1989年之后的矫枉过正，因此政府高 度介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惯性。”中国改革开放重点放在经济，苏联开放政经走向解体的前车之覆，至今仍是中共的阴影。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是并行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是“共产体制”（或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虽快速增长，但助长官僚资本主义以致贪腐滥权丛生，民间爆发的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中国接下来要怎么改，是道大难题。

能否引起观众共鸣？

所 以，《V煞》来了！但凭借一部电影就能解决大问题吗？因《颐和园》一片违反电影局同意到海外参展而遭“禁拍”5年的中国导演娄烨，便呼吁取消电影审查制 度，建立电影分级。在《南方都市报》专访中，他直言：“审查就是审查，松绑的或者说宽松的审查仍然是审查，其实本质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央电视台播《V煞》，可想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展现新领导层的“新气象”，而非真正的大鸣大放。中共某高官曾说过：“中国是互联网最自由的国家”，说得还真没错，除去面子书和优管不谈，在中国，网上看电影不用去在意版权问题（本土电影倒获得些许保护），而且管道多不胜数。

管他《V煞》被官访禁播或审查制度，中国网民只需在网上点击搜索，即可在网上观看或非法下载。相对之下，这是挺“自由”的。《V煞》只所以被列为话题，只因它出现在中国境内收视群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官方电视台！

尤 其是电影里那些经典对白，如“人民不应该怕政府，政府应该怕人民”等大胆挑战霸权的名句，还有V侠客挑战极权政府的内容，究竟能否引起中国观众之共鸣？新 中国奠基者毛泽东50几年前也有句：“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连“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都出自老毛嘴巴。

结果呢？勿忘中共的体制是党政军结构，虽说是枪杆子打下的天下，但党指挥着枪，人民解放军遵从的是忠党，不是人民。所以“人民”解放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不要说是打着“人民”旗号的党和其所领导的政府。

因此，观看《V煞》后也无奈奈何，顶多也只是心里发牢骚，活在“自由”的网海里上帖骂战，第二天起身仍旧是个一等一良民。一部电影并不能改变什么现象，现实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也不大。

你有你“防火长城”（网络审查和管制），网民可以爬墙到“自由世界”去看优管、去看异议者的文章和视频。就算去除掉网民，在盗版碟泛滥的中国大陆，《V煞》这类政治元素的电影要购买也不算太难。

当今中国已不再是唯中央电视台的时代，就算不看央视电视台或干脆不打看电视，讯息始终亦能传达至人民手中，只要人民肯自己着手去搜索和冲破种种困境和限制。

正如娄烨在访谈中所言：“我们一直相信并且一直在等待终有一天会改变，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沉默、妥协，我们为了顾全大局自我审查、绞尽脑汁、拐弯抹角、筋疲力尽，最后，我们终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被改变的根本不是体制，被改变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中共专政收放自如

我 更有趣的猜测是，中共或许不把自身看做为《V煞》里“北方之火”党（Norsefire）领导的法西斯极权政府。这个虚构的政党和政府，多少有着乔治奥威 尔《一九八四》小说里的许多影子，包括极权政府主脑的“英社”（Ingsoc）党和其治国理念：“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V煞》里是 “力量来自团结，团结来自信仰”）；以及纳粹首脑希特勒为借鉴的独裁者沙特勒总理（High Chancellor Adam Sutler）。

只因中共早期是打着“反法西斯主义战线”起家的“左翼”政党，但其执政后的本质是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政体。奥威尔的作品是公然批判斯大林虚伪社会主义政权背后的极权主义为背景所刻画的未来世界，《V煞》同样是部反乌托邦题材的故事，为了是要人们警惕极权主义之可能。

要说极权主义，当今中国也并非《一九八四》那种极权了，《V煞》的那种反极权在中共有伸缩性“收放自如”的政策下，也很难引起人民直接公然反抗权威。

考验新领导层处理矛盾

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央视播《V煞》并不会对中共造成什么威胁，中共牢牢控制着政权和经济命脉，甚至是网络管制。在讯息发达的时代，一出电影并不会促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花，中共也不可能再阻止得了人民观看任何电影的自由。

六 四事件以前，邓小平在1986年曾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现阶段的中国已完全得到证实。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万不可忘记这句千古名言。

《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在《新史记》历史杂志专访时称：“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但是他怕中国乱，主张先有安定、和谐，再搞政治改革”。
“和 谐社会”在胡温新政下也搞了一段时间，经济也已稳定增长至最高阶段。中共十八大后，新任领导层所接管的烫手山芋，比往届的领导层更为棘手和难堪，如今社会 问题层出不穷，人民不单纯是怕乱那么简单，因为人民已经没有怕乱的本钱，人民内部矛盾要怎么处理得“乱中有序”才是最考验政府的。毕竟，没有《V煞》也保 证会有下一波“冲煞”！

就此以《V煞》其中一段经典对白做结束：

“这张面具之下不止是肉体，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是不怕子弹的。”

当今大马"读者特约":2012年12月22日 傍晚7点05分

红红的十八大

中共迎来党的十八大，备受大陆以至国际瞩目，毕竟此番中央领导人轮替即将由“知青”一代掌舵政权。中共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余年，当今中国今非昔比，贪污腐 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日趋严重等问题，都是新领导层必然面临的严峻考验。更何况，胡温新政对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什么“和谐社会”乍看也只是光亮样板，民 变蜂起已让中共当局极为头痛不已。

前几天阅报看到北京全城严防戒备，怪招百出，什么计程车不准开窗、朝阳区一带居民禁止放鸽子、禁止兜售刀具、遥控玩具飞机被限制等，以其说是百无一漏，还不如套个网络术语-“杯具”（悲剧）。有心分子除外，十八大给予中国百姓的应当是个新气象，是个希望， 期盼迎来改革开放最盛时期，尤其是民主转型和多元开放。正如他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所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人民看到的仅是政府越来越 硬，离改革开放的步伐却越来越远。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十八大前夕，据闻连歌曲都要严查，使到本来意兴盎然的十八大，又“一朝回到西元 前”。彷如毛泽东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严苛打压“黄色歌曲”，禁止听又禁止唱。现在那据说最“红”的薄熙来已被打倒，其按照个人政治议程而推广的“唱红打黑”招牌也就告一段落。虽说“红”的抬不起头了，但“红”的文化部依然存在，大陆音乐人高晓松踢爆“死”、“下”等不吉利字眼的歌曲都一律禁播，虽然文化 部随后指出是误传，却让更多人清楚看到文化部歌曲审查制度彷如“文字狱”，间接扼杀音乐创作（岂止是音乐或歌手？）。

不说其他归类为下 流、情色或带粗口的，几个鲜明的例子如蔡依林专辑《特务J》被迫改为《爱情任务》，只因“特务”一词敏感；陶喆的歌曲《鬼》被指宣扬封建迷信，整首歌更惨 遭删除，这些何尝都不是持续“又红又专”的证明？正如有人问道：“中国哪里还有共产主义？”，保住政权才是最为首要的任务，马列、共产只是挂羊头卖狗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许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名词。胡适1919年便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既然非主义挂帅，那问题总该要解决吧？

中共十八大轰轰烈烈，乃是美国总统选举外的热门课题，大陆内外众说纷纭、议论纷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打着“民主”和“革命”旗号获得广大人民拥护 而胜利的中共，在一批又一批“诺曼克拉图拉”掌权后会有什么进步，咱们慢慢走着瞧。苏联实行“改革开放”导致灭亡的前车之鉴，中共如今仍耿耿于怀，所以 “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只是美其名而已，否则中共政权早就宣告完蛋。


当今大马 2012年11月6日 下午5点20分

Sang Saka背后的独立史

“民主之诺”倒数活动被执政党刻意抹黑成“反政府”集会，某些报刊选择报喜不报忧，巫统操控的马来报放大踩踏首相肖像和“换国旗”课题，意图煽动部分人的情绪。一如“举旗”事件，本人认为有必要为国人上一堂历史课。

     举旗学生手上的旗帜称作“Sang Saka”，中文名称不可考，据说源自争霸马来群岛（nusantara）的室利佛逝及满者伯夷帝国红白条纹旗；随后又印尼民族主义者改造沿用，1945年后方为人们所熟悉的印尼国旗，其全称是Bendera Pusaka Sang Saka Merah-Putih。

高举“红白旗”是否就是歌颂印尼或意指推翻政府？乃本国历史吊诡之处。Sang Saka最初由反殖的印尼民族主义者推广之时，半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也深受其影响，虽说“印尼”是近代才出现的名称，但统一各个马来群岛并建立独立的“大印尼”为响应。由于印尼读物影响，苏丹伊德里斯师训学院的马来人子弟所追捧，鼓吹“大马来由”。伊布拉欣耶谷等人于1938年成立首个全国性左翼政党-马来青年协会（KMM）。二战结束后，非共的阿末布斯达曼与共党背景的拉索组织了首个马来人政党-马来国民党（PKMM），吸纳了不少反殖反帝的激进马来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伊党初代主席布哈努丁(伊党的另一种旗帜，是红白左角一轮靑色圆月)。

马来激进分子与各族合组“全马行动委员会-人民力量中心”联盟（AMCJA-Putera），成为马来亚首个政党联盟，也是第一个鼓吹独立与多元的联盟。1947年制订名为“红白12星”的“人民旗帜”（Bendera Rakyat），视为独立的马来亚国旗；草拟提倡多元、民主、独立的《人民宪法》，英国不理会群众以示威、游行、罢工，坚持宣布延续殖民寿命的《联邦宪法》。1948年，马共最终决定发起武装抗英，左翼组织遭查禁和迅速解散，这一段独立斗争历史也逐渐被淡忘。

正如举旗学生所言：“我们根本不是把国旗换成Sang Saka，是Sang Saka被国旗所取代”，若说是“叛国”也不对，只是学生张冠李戴，把12星“人民旗帜”搞混，错举一公正党员为了抗议“辉煌条纹”没有马来群岛独立反殖的元素而设计的Sang Saka Malaya，但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坚称那是伊党早期的旗帜，何罪之有。

当然，这也让执政当局找到借口，开始传播恶意讯息，声称一些人士企图推翻宪法和国旗，搞共和国或搞共产主义。不妨参考巫统党旗（名为Sang Saka Bangsa）、土保党党旗，以至新加坡国旗等，都存在Sang Saka影子。虽“马来主权”让大马独具一格，不再与印尼混为一谈，但Sang Saka旗与左翼主导下的马来亚民族独立史与马共抗英史，却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何时才能被还原？考6小时的SPM历史试卷，有用吗？ 

东方日报 南马版 6/9/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