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民粹政治

自2009年的红衫军入京示威，并失控而酿成暴力冲突后，泰国再度面临红黄大对峙的严重局面。这次双方则替换了角色，反政府一方成了黄衫军，而当今政府是由英叻领导的为泰党联合政府。

泰国的红黄对峙与一般的抗暴政与独裁的“颜色革命”不同，更与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整体来说就是“亲他信”或“反他信”、城市与乡区、南部与北部、平民与上流阶级等的二元分歧。正所谓从他信而起，则需从他信而终。其妹，也就是当今总理英叻就意图通过政治特赦法，为流亡在外的兄长顺利返国铺路，英叻虽撤回法案，但黄衫军示威已迅速蔓延。这次的黄衫军主导者也换成了前民主党政府的副首相素贴，而此人的政治诚信度亦备受质疑。

泰国前总理他信可谓泰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从政前家族原已是富甲一方，他领导的前泰爱泰党在2001年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组成以泰爱泰党为主的联合政府。2005年大选情势更是一边倒向泰爱泰党，泰爱泰党认为独立组阁的时机已成熟，他信也表示该党能单独执政。此举固然引起了在野势力的担忧与不满，尤其是产生泰爱泰一党独大、唯他信是从的独裁政府。

2006年，他信家族因出售新集团股份没缴税一事，引起了一波波的反他信示威游行，于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岂料泰爱泰依然狂胜，他信虽三度当上总理，政局却也呈现摇摆不定。此危机一路持续到该年9月，在泰皇与军人的支持下，控告他信贪污腐败，发动军事政变推倒了他信政府。他信当时身在外国，随后只好流亡在海外。

他信虽人在海外，但其影响力却丝毫不减。泰爱泰被禁后，他信势力组建了人民力量党，并参与了军变后首次大选，结果该党顺利胜出和执政，组成联合政府。沙玛政府首次面临媒体大亨林明达等领导的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的杯葛，接而被指贿选而遭到禁止，由阿比希领导的在野民主党顺理成章上台执政，组成联合政府。

他信支持者也不甘示弱，组成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号召支持他信，反对靠军人撑腰上台的民主党联合政府。2009年，红衫军的野火在曼谷燃烧，情势逐渐失控，民主党宣布紧急状态并实行镇压，造成死伤惨重。2011年大选，他信势力重组的为泰党，在他信亲妹英叻的领导下再次拿下大多数议席，顺利执政。红军与黄军就这样反复地，我反你、你反我，双方示威抗议的前因后果，仍旧围绕在他信。仿佛他信就是当今乱局的起因，这也是黄衫军深信不疑的，而红衫军则对他信本人深信不疑。

泰国民主进程在屡次的军事干政下，充满波折，而民主化后便从此停滞不前，许多人都认为矛盾与对立没有获得解决，归咎于政客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鼓吹民粹政治。其主张为人民服务，实乃煽动民众为个人利益服务。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此话应成借鉴和警惕，更应是杜绝政治狂热病的警世箴言。

东方日报、光华日报 2013年12月11日

民政党与第三势力

首先要祝贺民政党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班底，同时亦恭祝民政屈从现实，不退出国阵。

其实无关民政退不退出国阵，这是一个伪命题，民政已走投无路，姑且还是待在国阵的好。试想，不待在国阵自己出去闯，没靠山、没资源、没人力，一切都得东山再起，谈何容易？不妨看看人民进步党多么务实，就知道国阵内日薄西山的小党，有多么地无奈。

回 顾民政党草创初期，若只靠一群顶级知识分子，民政党说不定存活不了多久。因为其主要的资本，基本来自于林苍祐。参考谢诗坚博士文章《民政党的起家与下 沉》，民政初期的势力，除了劳工党右派和著名学者，便是敦林的全体前民主联合党员。1969年大选，民政党凝聚力十足，一跃拿下槟州政权。当时，民政党就 十分符合陈志勤所谓的“第三道路”，因为无论是哪个在野党，都因意识形态各异而拒绝结为反对联盟。

随之在敦拉萨欲组成“联合政府”号召下， 民政党选择了加入国阵，这一次反背虽说奠定了民政党在我国政治史上的地位，却也使民政逐渐脱离了其斗争路线。民政党在国际趋势（tendency）倾向自 由主义政党，是亚洲自由民主理事会（CALD）的成员、自由党国际（LI）观察员之一，而由于身处在国阵这个种族政党集团下，这个政治光谱 （political spectrum）不仅模糊不清，或许早已消失殆尽。人们熟知的民政，早已沦为“马华第二”，莫怪土权老大伊布拉欣阿里，会揶揄民政干脆解散去加入马华。
相 反地，早期脱出民政的领袖如陈志勤带领部分前民政人，于70年代就真的搞了个“第三势力”——社会正义党（PEKEMAS），只可惜社正党始终不敌国阵或 强势的在野党，在1974年仅夺得一国一州席（国既陈志勤本身，州的王裕好随后跳槽马华）。陈志勤于1978年大选前退休，将领导权交托布斯达曼，社正党 大选失利、迅速式微，1979年宣告解散。

第三势力难成气候

“第三势力”在我国历年来都 难成气候，莫说强罢3M的国阵，就算碰上强大的在野阵营也得招降。大马的“第三势力”就如同贬义，一般不是指为加入国阵而成立，便是被指为两线制的“搅局 者”。迄今为止仍不懈打造第三股势力的，大概也只有社会主义党，但趋势现实，就算不加入民联的成员党，也必须促进在野势力的团结，与其紧密配合。

郑可扬例举英国议会制度下的自民党为由，却不可同日而语、一概而论。自民党前身的自由党是英国议会老党，曾与保守党平起平坐。但随着工党在20世纪的抬头， 其优势已几乎被工党所取代，却仍是颇具影响力的第三大党。自由党虽屈居老三，多届大选仅徘徊于6到9个国席，但1988年与社民党合并成自民党后，其支持 率逐渐上升，为保守党与工党外的第三选择。直至现届英国大选中为防止悬峙状态，保守党与自民党达成协议建立联合政府，自民党回归内阁一时成为佳话。这足以 瞧见自民党即便多年消沉，但其作为第三势力的强大支柱与坚持，岂民政党所能比？

若要论“出头天”，民政党早在国阵成立时已出头，前提是其在联合政府内是否真能扮演重要角色？若非如此，就算民政真要成为第三势力，相信也很快便沉沦，随之消失殆尽。

光华日报 3/11/2013

东方日报 29/10/2013 “民政党难成第三势力”

历史都是主观的

前阵子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逝世不久，政府下令严禁其骨灰运返之时，有者在网上挑起了一番热论，那就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丶我国前首相敦拉萨在日据时期加入日 军训练的照片，传遍面子书各个角落，尤其马共历来被正确史观喻为「恐怖分子」或「叛徒」，敦拉萨加入日军之事又在此时发酵，网上也掀起了谁才是「奸细」丶 「叛贼」，以致上演「讨奸」的局面，谁是谁非，一时难说得明白。

其实敦拉萨少壮时期加入日军， 基本不算什麽秘密， 那张照片其实源自甲州的独立纪念馆展览厅，也被转载至其他书籍，一直是公开的事实。随后也有人为敦拉萨澄清，称他当年加入日军其实是充卧底，其实他本来的 身份是彭亨抗日后备军团（Wataniah）一员。撤退的英军后来也组建了136部队，准备潜回马来亚进行敌后活动，马来后备军团给予协助并与136部队 并肩作战。

其实哪一方的历史都好，其实在不狡辩之下，也能够清楚说明，更毋须刻意遮掩。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打着的旗号是「大东亚共荣圈」， 建立一个全新的「大东亚新秩序」，并答应给予这些解放殖民地独立的号召，引起东南亚殖民地一些反殖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左翼民族主义的马来青年协会 （KMM）领导人丶大印尼主义者的伊布拉欣雅谷便是接受日本献议，答应协助日军「解放」马来亚的人物之一。但须注意的是，伊布拉欣雅谷是否应归类为「叛 徒」？这点有必要阐明的是，日本被殖民地反英人士视为「解放者」，多少是应了「亚洲是亚洲人的」精神号召，而日本也应许让这些东南亚国家独立自主为前提。

孰 知日本占领马来亚后出尔反尔，并无如期实现让殖民地独立的诺言，日本顺理成章接替英国成为新任殖民主。1942年6月，协助入侵的马来青年协会被禁止活动 和勒令解散，部分人士也参与了地下武装抗日，有说是表面假装与日本人合作，实质上是协助抗日运动，最终目标是马来亚的独立。在日军任命成立「义勇军」的命 令下，伊布拉欣等人随后也接受日本的军训，并委任为该军团首领。此外，一些反殖人士也忍辱负重，在日据时代继续担任各种职业，有如伊萨哈芝穆哈默便在日方 的《马来新闻》报担任编辑；阿末布斯达曼组织了祖国左翼运动，与马共和英方共同抗日等。在这段期间，也有不少马来人加入了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对抗日本 法西斯，前后就出现了拉昔迈丁以及阿都拉西迪等。

历史并不是刻板一块，或是对官方赋予的政治正确史观，照单全收。马共在抗日与抗英独立解 放运动方面，确实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这点岂可能遭扭曲和抹杀？若要质疑日据时代的种种因素或归类谁是「奸细」，「另一方的历史」却有不同版本的解说。参考 新马侨友会编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我国所津津乐道和美化的136部队，据称是无作战任务的情报单位，若无人民抗日军或抗日组织的配合，基本毫无贡献 可言。部队解散后，「英军官大部分回国，部分参加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机构，成为镇压马来亚人民民主运动的帮凶」。

确如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言：「一切历史都是主观地被记录下来，又被人主观地阅读」。历史其实是很主观的东西，是非功过任评说。 

東方日報 2013年10月1日

不再平凡的916

马来西亚日是我国正式成立的日子，而每年过惯的国庆日，竟然与「马来西亚」无关。今年的大马日不仅和谐，而且有不少意外惊喜，最震惊的莫过于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在9月16日当天逝世。

陈平有生之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回国，哪怕是踏进国土一步都好。大马政府更是严重声明陈平待火化后的骨灰不许运回国，一个害怕骨灰的政府，顿时成了当下的国际笑话。

《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陆续有部分前马共战士申请成为大马公民，或申请回乡探望许久未见的亲戚。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丶已逝的前马共中委拉昔迈丁等都曾成功申请回马访问；流亡中国的珊霞法姬一家也获回马定居，她于2008年逝世。

《合 艾和平协议》的目的就是化敌为友丶既往不咎为前提，正如李万千先生一篇文章写道，如果按照该协议所述，马共不仅在国家的独立斗争作出贡献，马共成员亦可在 不受拘留和审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回返家园定居的。可惜的是，马共停战缴械后，大马政府并无给予马共正名历史，反而继续扭曲和大肆抹黑，右翼政客更是不厌 其烦地借马共来炒作种族政治，以致马共臭名昭彰，后世仅知「恐怖分子」，不知其为马来亚独立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马共成「恐怖分子」 

马共盘踞在泰南多年，而真正化敌为友的，是泰方。马共游击队卸甲归田后，被安排在和平村和友谊村等定居，在泰国朱拉蓬公主关照名下，泰政府遵守协议拨给土地 丶协助建村等。朱拉蓬公主本人还亲自出席了陈平丧礼，并送上花圈。退役将军吉蒂叻达纳查耶，当年的南部第四军区副司令，初期三方高级和谈的前泰政府谈判团 团长认为陈平应该被缅怀为英雄，人死后一切就结束了。

首相纳吉表示，若不满意政府禁止骨灰运回国的举动，大可申请上诉，实在令人感到啼笑 皆非。因为陈平生前被无理禁止回国时，早就无数次上诉丶申请返马定居，但最高法院驳回的理由竟然是要他出示出生纸等证明！政府是否早就忘了自己签署过和平 协议？如今斯人已逝，政府的借口竟然还停留在陈平并无申请公民权上，简直是荒诞到了极点。
 

不妨翻阅史册，马共走上武装斗争，是英殖民主在 1948年断绝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迫使大批左翼分子上山反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争取独立；1955年，陈平率先提出了和解，准备放下武器，于吉打华玲与 东姑阿都拉曼的政府代表团（此时尚未独立），展开了两天的「华玲会谈」，结果无疾而终。陈平随后也再次因和解事宜致信东姑，却不获受理。吊诡的 是：1957年马来亚实现独立后，身份一经转移，独立分子顿成「恐怖分子」，右翼政党集团骑劫丶邀功一切，包括历史。

有者道，陈平死得刚刚好，9月16日往后将变得更具意义。不仅是我大马成立的年份，更是前马共总书记的忌日。更要紧的还是，我们切莫忘记1963年9月16日那天，同时组成大马的还包括新加坡，而且无独有偶的是，当天竟是时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哈里李（光耀）的生日！ 

东方日报 2013年9月24日
光华日报 2013年9月18日

陈勇健：“毛主义”与“文革”-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两大标准

*本文是2009年留学南京时期，所撰写的选修课程作业

【摘要】：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发现学生高喊、涂鸦革命口号，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有迹可寻，仿佛就如中国“文革”的重新演绎。“毛派”学生深受“毛主义”影响，模仿中国“红卫兵”穿绿色服装、戴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

【关键词】：“五月风暴”；“文革”；“毛主义”；大学生；知识分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之所以在法国发展最为繁荣时期突然发生，这无疑与60年代卷袭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触即发的左翼学生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月风暴”中参与罢课和示威游行的法国大学生人皆高举红色（倾向激进社会主义）与黑色（倾向无政府主义）大旗，死生呐喊、大学墙壁上涂鸦着“十年了，足够了！”（指当时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自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政府始已任满10年）[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前进，同志们！旧世界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等革命性口号；法国左翼学生组织无论亲法共派、毛派抑或托派，都联合举着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托洛斯基的肖像，“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2]有迹可寻，仿佛就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演绎。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对国际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广，而“五月风暴”中为法国青年大学生、知识分子所崇拜的“毛泽东主义”与激进的“毛派”左翼学生组织更是最令人瞩目的。本文将试论它们与“五月风暴”的关系。

“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

“毛泽东主义”（Maoism）本身就是个的模糊概念。虽然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已规定“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s Thought）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于“毛主义”一词则抱有绝对反对的态度，早期更曾反对过党内使用“毛泽东思想”字眼；认为自己不过是“学生”，因而不与“马恩列斯先生们”同列[3]，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拒绝再增加新的主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个人崇拜极度疯狂时期，“毛主义”再次被林彪、江青等人所提及，却又遭到毛泽东本人极力反对。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普遍理解马列主义是来源，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党、人民在中国革命所所建设的思想体系[4]，并非毛泽东一人独自创造出来的思想。

“毛泽东主义”可以是英语词里针对“-主义”（-ism）的直接翻译，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史华慈把它解释成马列主义“异端”[5]，他认为“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过程中所萌生出的独特思想；又或者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华民族化”，美国左翼学者佩弗认为这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所采取的革命发展的策略”[6]。“毛主义”一术语，最初出现是哈佛自由派学者用来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贬义词，“毛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如同美国学者詹明信所强调的-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义,把“毛主义”当成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60年代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是“文革”期间所创造的政治新概念，因此而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在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并生成崭新意义[7]，譬如在“文革”中滥用的刻意庸俗化、扭曲的毛泽东思想，往往成为了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所熟悉的革命语录与行动准则。

 学生闹“革命”

法国独有的文化气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前来，此时的巴黎已经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都市，巴黎大学也只好将新校舍建于郊外，“五月风暴”的首发点-第十大学-农泰尔学院（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便是座落在巴黎西郊。大学城内多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非常单薄，而西郊的富人区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上大学城的封闭，使与世隔绝的学生极其地深感孤独与寂寞；再者是禁止男女之间夜间互访的禁令，叛逆的大学生发奋而起与校方发生冲突，郊外率先掀起学生运动的火苗。首先是激进左翼学生领导的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不满而罢课，再从学生问题辗转到反战（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越南战争）课题；当巨大的革命风潮来临之时，“小团体”（gropscules）与学生组织合作迅速占领了巴黎大学，亲中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栏杆，在所有的入口安排禁戒哨，把校园便成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8]，在校园里关起门来闹“革命”。

这些亲中派是何许人也？在亲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从反斯大林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之下，其内部分裂出了坚持列宁主义的托洛斯基分子与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两大派，也就是所谓的托派（trotskistes）与毛派（maoïste）党派。正统的亲中派虽为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所领导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但在“五月风暴”中毫无任何影响；相反之，受哲学家兼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批青年学生追随者（尤其是毕业生）成了亲中派，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自称“毛主义者”，公开打出“毛主义”的旗号[9]。亲华派某些人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联系和训练活动，并拥有一支精通粗木棍和铁杠使用技术的纪律严明的纠察队[10]，外号“青年列宁联盟”（l’UJ）的主张反苏修、阶级斗争的极左学生运动分子。

随着校园示威逐渐猖狂，无奈大学只得通过警察来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后的结果是六百人被捕及巴黎大学暂时关闭，这一举动却促使了学生运动的扩张，以至骚乱波及了整个巴黎，学生上街示威、高唱《国际歌》、筑起街垒、与警察展开街头战斗等；巴黎的大学生与教师举行了万人“长征”示威游行，于13日占领（学生们声称“解放”）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Université Paris IV-Sorbonne），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在校园内创造了“公社”。14日始，法国工人阶层也响应了运动，工人们集体罢工甚至控制了工厂；若说示威学生的人数是六十万中的一万是小数，那么加上巴黎六十万劳工、迅速蔓延全国参与罢工的工人共多达一千万的绝大多数，确确实实的“星火可以燎原”，总统戴高乐终于慌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左翼政客的不妥协与不让步迫使法国政府调动了宪兵警察、坦克与伞兵部队进驻随时准备进行全面镇压；然而学生运动的失败并非受镇压，而是国人对近一个月来完全激化的、失控的暴动局面感到失望及厌烦，30日当天，右翼势力召集百万人展开支持戴高乐的游行队伍前进总统府，戴高乐以无线电传播发表反共演讲和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以及声明自己不隐退，继续参与下届总统选举。

进入六月后，学生运动开始面临退潮局面，政府公布正式取缔十一个左翼组织，特别是在五月风暴中起主导地位的四个学生组织[11]，警察随后驱逐了占据大学与大街的，学生们停止暴力反抗，罢工工人们回到工厂，“五月风暴”的乌托邦就此无声无息般地幻灭了。

学生群众中的所谓“毛主义”

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时，法国的大学生们也刮起了反抗戴高乐政府的“五月革命”（“五月风暴”的另一称呼），从学生们举标语牌、手握“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展开罢课、校园墙壁贴大字报、搞大串连等举动，貌似法国学生是刻意在效仿“文革”初期的特殊学生群团组织-“红卫兵”（Gardes rouges）。学生运动的组织派别众多且松散，“毛泽东主义”虽然只是众多意识形态的其中一部分，但其独特的“革命”性质在法国学运分子心中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巴黎大学-索邦学院被学生占领并成为“公社”后，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的画像一起挂满了校园的墙壁，晚上举行辩论大会商讨罢课、废除考试等问题，学生们尽情喊叫、唱歌，闹得不亦乐乎。校门口兜售的左翼党报、地下出版物、书籍中，法文版“小红书”（Petit Livre rouge）《毛泽东语录》因而成为畅销书[12]，左派小报则以“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影响最大；尔后大学图书馆更是改名成了“毛泽东图书馆”。

至于信奉“毛主义”的学生（大多数以“毛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为主），他们几乎模仿透中国“红卫兵”穿起解放军的绿色服装、戴绿色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其实，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这是由于藉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批判与颠覆，恰好为青年们提供了榜样；并且借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宗旨，于是愤怒、苦闷的青年在“文革”与“毛主义”找到了最有利的参照。反叛青年与知识份子在骚乱中偶尔被定义成是“反社会运动”的一群人,但他们却十分知晓“毛主义”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们愿意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例如“文革”时期“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干部、知识分子等回到农村和工厂，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也许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传统[13]，他们渴望激起的犹如革命般的巨大浪潮，因此而激情地拥抱并信仰的“想象中”美好的“毛主义”。“毛派”份子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动一场同“毛主义”运动、与文革全然的运动，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看到的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14]。

 亲中派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

由于一面倒向苏联意识形态的法共自转向议会路线始，对反战运动及工人阶层的不满等社会问题一直不为所动，尤其是过于偏袒苏联修正与官僚主义所致，于是党内部的一些亲中共的或是不满法共做法的知识分子试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去寻求真理[15]，其代表人物就有亲中派的法共党员路易.阿尔都塞等。亲中派从法共分裂并于1967年自组法国马列共产党，学生组织方面追随阿尔都塞的学生们自1966便已成立了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论著明显是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保卫马克思》一书便引用了毛泽东思想作凭据，虽然不公开支持“毛派”，但早期跟随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都造就了亲中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成员。不过，阿尔都塞与“毛派”始终反对学生领导革命，因为学生多为小资阶层既又缺乏群众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成立并得到胜利。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当工人群众决定走上街头抗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混入工厂动员工人，为工人大罢工起了很大作用。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件常事，然而“毛派”学生的宗师阿尔都塞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缺了席。

相较阿尔都塞，左翼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与伴侣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学运爆发后合作建立了学生后援委员会，号召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出于“道义与物质上支持学生与教师的斗争运动”[16]，随后萨特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后高度赞美“革命”，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专政，表示“…真正的问题是找到把他们的斗争与劳动阶级的斗争协调起来的途径，尽管动机不同，涉及的却是同样的斗争[17]”，这点与“毛派”分子的马列主义原则的走“群众路线”十分相似。萨特与阿尔都塞一样不把自己归类为“毛派”，也许如此大多数学生们才会普遍认同萨特为思想与精神“领袖”、奉其存在主义经典为指导造反的理论基础。在巴黎大学“索邦公社”的演讲上他谴责了法共的现行政治体制，无意间透露了他略有亲中国（反苏修）的倾向。

结论

    纵观“五月风暴”发生的整个过程，如此激烈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与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与60年代爆发的学生运动显然另有区别的，主要是法国就经历强烈的“法国革命传统”，却是基于且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特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即没有美国那种反战、嬉皮士文化、种族与性别歧视、激进学生企图发动“内战”等的极端复杂，亦无英、德般有浓厚保守主义背景色彩的国家。相比较起欧美国家，政、经稳定繁荣的法国一直是右翼为主的“强人”主导政府，如“五月风暴”般的左翼运动基本上是不符合法国国情的，然而它却意外地发生了；就连戴高乐本人都觉得惊讶，“风暴”因而使法国政府一度瘫痪、经济损失严重。作为“小资阶级”文化群体的学生站起来颠覆“（资本主义）文化”而闹“文化革命”。没人敢确认前因后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异化的旧社会与价值观”[18]使得学生沉迷于崇拜革命以及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厌恶，寻求精神与物质上的“解放”；劳动者认为公会不再保证工人利益、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与竞争激烈使工人承受过度压力，学生与工人都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同情。如此看来，“五月风暴”的一触即发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被一场突起而来的“风暴”袭击后，左翼所遭受失败的另一面却是胜利，法国政府立即采取安抚和有利人民的政策，如工人工资上涨率达30%；教育改革的实施使大学更具独立性，扩展、增建校舍，使更多人有入学机会等。而“五月风暴”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国人挺“右”立场支持戴高乐，执政党于1968年6月大选中大胜，戴高乐连任至1969年4月公民投票的失利而自愿隐退，“戴高乐时代”由此结束。至今法国人不曾忘记“英雄”戴高乐的功绩，即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坚决保护法国独立性与民族自主性而退出北约，特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邦交，是奠定中法合作关系的第一人。

知识分子则以萨特为例，仍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向左转”，他接手主编工作并亲自贩卖“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于1971年发表《为人民的正义性》支持左派斗争、1972年为《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一书写序言指出使用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暴力应当使用暴力、与“毛派”分子下乡下厂、1974年发表《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的政论演说和谈话集等[19]，萨特认为自己的斗争不只限于法国，而是是世界性的斗争，正如“毛派”分子所认同的毛泽东不只属于中国，甚至属于全世界一样的道理。对左翼运动抱支持态度的法国-瑞士籍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于马克思主义影响，常把政治思想注入自己的影片中，由于他极度憎恨资产阶级和力挺反战，于1967年拍摄了以一群背诵“小红书”、批判美帝国主义、身穿“红卫兵”服装的狂热青年人的《中国人》（La Chinoise）；以及于1972年与当时深受“毛主义”影响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合作的“毛派”经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整部电影传达了鲜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阶级斗争等。另有一部则是左派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于1973所拍摄的政治讽刺喜剧《中国人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其目的是希望法国人民尤其是当年深受“毛主义影响”青年一代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以搞笑方式呈现和反映“五月风暴”犹如一场在法国发生的“文革”。

参考文献：

---

[1] 戴高乐于1958-1959年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理，1959年以绝多数选票当选第五共和首任国总统，1965年连任。
[2] 万家星：《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第5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261页．
[4] 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第107页
[5]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导言。
[6] 麦克莱伦等：《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7] 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第63页。
[8]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9]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0]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1] 它们分别指科恩-本迪领导的“3.22运动”（Le Mouvement du 22 Mars）、雅克.索瓦热奥领导的“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UNEF，亲法共）、阿兰.克礼文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托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亲华派/毛派）
[12] 其实早在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于法国一共再版了四次，印数已高达数百万册之多。
[13] 滕凌：《法国五月风暴与法共、毛派和托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76页。
[14]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
[15] 熊昭霞：《“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8页。
[16]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7] 让松：《存在与自由-萨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223页。
[18] 张富良：《法国“五月风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第48页。
[19] 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254-257页。

Sang Saka背后的独立史

“民主之诺”倒数活动被执政党刻意抹黑成“反政府”集会，某些报刊选择报喜不报忧，巫统操控的马来报放大踩踏首相肖像和“换国旗”课题，意图煽动部分人的情绪。一如“举旗”事件，本人认为有必要为国人上一堂历史课。

     举旗学生手上的旗帜称作“Sang Saka”，中文名称不可考，据说源自争霸马来群岛（nusantara）的室利佛逝及满者伯夷帝国红白条纹旗；随后又印尼民族主义者改造沿用，1945年后方为人们所熟悉的印尼国旗，其全称是Bendera Pusaka Sang Saka Merah-Putih。

高举“红白旗”是否就是歌颂印尼或意指推翻政府？乃本国历史吊诡之处。Sang Saka最初由反殖的印尼民族主义者推广之时，半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也深受其影响，虽说“印尼”是近代才出现的名称，但统一各个马来群岛并建立独立的“大印尼”为响应。由于印尼读物影响，苏丹伊德里斯师训学院的马来人子弟所追捧，鼓吹“大马来由”。伊布拉欣耶谷等人于1938年成立首个全国性左翼政党-马来青年协会（KMM）。二战结束后，非共的阿末布斯达曼与共党背景的拉索组织了首个马来人政党-马来国民党（PKMM），吸纳了不少反殖反帝的激进马来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伊党初代主席布哈努丁(伊党的另一种旗帜，是红白左角一轮靑色圆月)。

马来激进分子与各族合组“全马行动委员会-人民力量中心”联盟（AMCJA-Putera），成为马来亚首个政党联盟，也是第一个鼓吹独立与多元的联盟。1947年制订名为“红白12星”的“人民旗帜”（Bendera Rakyat），视为独立的马来亚国旗；草拟提倡多元、民主、独立的《人民宪法》，英国不理会群众以示威、游行、罢工，坚持宣布延续殖民寿命的《联邦宪法》。1948年，马共最终决定发起武装抗英，左翼组织遭查禁和迅速解散，这一段独立斗争历史也逐渐被淡忘。

正如举旗学生所言：“我们根本不是把国旗换成Sang Saka，是Sang Saka被国旗所取代”，若说是“叛国”也不对，只是学生张冠李戴，把12星“人民旗帜”搞混，错举一公正党员为了抗议“辉煌条纹”没有马来群岛独立反殖的元素而设计的Sang Saka Malaya，但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坚称那是伊党早期的旗帜，何罪之有。

当然，这也让执政当局找到借口，开始传播恶意讯息，声称一些人士企图推翻宪法和国旗，搞共和国或搞共产主义。不妨参考巫统党旗（名为Sang Saka Bangsa）、土保党党旗，以至新加坡国旗等，都存在Sang Saka影子。虽“马来主权”让大马独具一格，不再与印尼混为一谈，但Sang Saka旗与左翼主导下的马来亚民族独立史与马共抗英史，却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何时才能被还原？考6小时的SPM历史试卷，有用吗？ 

东方日报 南马版 6/9/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