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平凡的916

马来西亚日是我国正式成立的日子，而每年过惯的国庆日，竟然与「马来西亚」无关。今年的大马日不仅和谐，而且有不少意外惊喜，最震惊的莫过于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在9月16日当天逝世。

陈平有生之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回国，哪怕是踏进国土一步都好。大马政府更是严重声明陈平待火化后的骨灰不许运回国，一个害怕骨灰的政府，顿时成了当下的国际笑话。

《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陆续有部分前马共战士申请成为大马公民，或申请回乡探望许久未见的亲戚。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丶已逝的前马共中委拉昔迈丁等都曾成功申请回马访问；流亡中国的珊霞法姬一家也获回马定居，她于2008年逝世。

《合 艾和平协议》的目的就是化敌为友丶既往不咎为前提，正如李万千先生一篇文章写道，如果按照该协议所述，马共不仅在国家的独立斗争作出贡献，马共成员亦可在 不受拘留和审讯的情况下，依据法律回返家园定居的。可惜的是，马共停战缴械后，大马政府并无给予马共正名历史，反而继续扭曲和大肆抹黑，右翼政客更是不厌 其烦地借马共来炒作种族政治，以致马共臭名昭彰，后世仅知「恐怖分子」，不知其为马来亚独立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马共成「恐怖分子」 

马共盘踞在泰南多年，而真正化敌为友的，是泰方。马共游击队卸甲归田后，被安排在和平村和友谊村等定居，在泰国朱拉蓬公主关照名下，泰政府遵守协议拨给土地 丶协助建村等。朱拉蓬公主本人还亲自出席了陈平丧礼，并送上花圈。退役将军吉蒂叻达纳查耶，当年的南部第四军区副司令，初期三方高级和谈的前泰政府谈判团 团长认为陈平应该被缅怀为英雄，人死后一切就结束了。

首相纳吉表示，若不满意政府禁止骨灰运回国的举动，大可申请上诉，实在令人感到啼笑 皆非。因为陈平生前被无理禁止回国时，早就无数次上诉丶申请返马定居，但最高法院驳回的理由竟然是要他出示出生纸等证明！政府是否早就忘了自己签署过和平 协议？如今斯人已逝，政府的借口竟然还停留在陈平并无申请公民权上，简直是荒诞到了极点。
 

不妨翻阅史册，马共走上武装斗争，是英殖民主在 1948年断绝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迫使大批左翼分子上山反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争取独立；1955年，陈平率先提出了和解，准备放下武器，于吉打华玲与 东姑阿都拉曼的政府代表团（此时尚未独立），展开了两天的「华玲会谈」，结果无疾而终。陈平随后也再次因和解事宜致信东姑，却不获受理。吊诡的 是：1957年马来亚实现独立后，身份一经转移，独立分子顿成「恐怖分子」，右翼政党集团骑劫丶邀功一切，包括历史。

有者道，陈平死得刚刚好，9月16日往后将变得更具意义。不仅是我大马成立的年份，更是前马共总书记的忌日。更要紧的还是，我们切莫忘记1963年9月16日那天，同时组成大马的还包括新加坡，而且无独有偶的是，当天竟是时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哈里李（光耀）的生日！ 

东方日报 2013年9月24日
光华日报 2013年9月18日

政治恐共症

一部叙述紧急状态时期新村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却被扯上了“亲共”嫌疑，遭到巫统青年团反对和围剿，以展延《王者之风》充理由，借机刁难已被电检局通过的《新村》。

华人新村是反共/抗英（随你爱从什么角度切入）时期，英殖民政府为了切断郊区华人与马共武装分子接触，而强硬把他们集中在一个新聚落，由于新村计划是时任司令的英国森林作战专家哈罗德毕利斯（Harold Briggs）的概念，也称作“毕利斯计划”。由于本国过去反共的阴影至今犹在，当权者又不时刻意炒作威胁其政权者为“共产党”，再部分经过种族化政治处理，造成了我国人民，尤以马来穆斯林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有严重的“恐共症”，凡共产党就是恐怖主义、涂炭生灵，极右分子更把马共与华人混作一块，煽动种族情绪。

而说到新村，深受政治迫害最深刻的固然是华人，若说华人政治思潮是我国最为进步和激进，那紧急状态时期共产党抗英的武装斗争、意识形态对立分裂了马来亚居民，尤其是华人。《新村》电影黄巧力的简介中便指出，这是一部向经历过紧急状态时期被强行迁入集中营的马来亚半岛华人先辈致敬的电影，以便能让世人一同重新审视那段悲壮的历史。出发点和概念都是好的，坏在我国仍停留在“共产主义幽灵徘徊”的气氛，迟迟未能打破历史所种下的仇恨与藩篱。《王者之风》为何敏感？电影当中所演绎的五一三事件便属官方版本，特别强调在野党骚动是暴动的主因，但迄今为止该种族暴动仍旧是“不可说的秘密”，那么究竟该如何区分扭曲或重现历史？

吊诡的是，新村虽发源自残酷的历史背景，却成为了大马华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华裔的家乡源自新村，全国各地目前现存约450个新村，新村的华人便占据了全国华人的四分之一人口。巫青团炒作此番话题，不是似懂非懂既是肆意妄为，也一并抹杀了该电影所要诠释的重心所在。当年集中营的受害者，遭遇的是左右为难的悲惨命运，同时面临着英殖民军警和马共游击队的威胁，夹在中间，里外非人；单凭这一点，不是每年国庆日轮番播放的《武吉哈逢》电影，或亲共、反共便能一概而论的。

极右若要把历史种族化，那更是愚蠢之极。切莫忘记去年闹得沸腾的末英德拉事件，末英德拉便是率领马共袭击武吉哈逢警局的马来人，后来遭到逮捕而就义。马共有一支以马来人为主、由阿都拉西迪建立的第十支队，最初的基地设在彭亨淡马鲁。尤以拉昔迈丁为甚，这名参与了华玲和谈的著名人物，在当时已是马共中央委员。马共在抗日、尤其反殖抗英、为独立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被政治手段抹黑及磨灭的史实。

巫青团团长凯里自圆其说，却不敢直面国阵青年团与中共共青团加强联系的事实。此外，中共也派遣代表团出席了巫统大会，既然右翼种族政党也能与所谓的共产党紧密接触。那老早已签署了和平协议、缴械了投降的马共，何以让巫青团有极度敏感之处？凯里甚至辩称巫统并非伪君子，因为中共已开放市场经济，所以中共和马共是两种不同的单位。笑话了，马共都已投降二十余年，中共就算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拆不掉的生招牌，若非双重标准，难道是凯里常识盲？反正官字两把口，他们说什么算什么，噏得出就噏。

光华日报 2013年8月6日

陈勇健：“毛主义”与“文革”-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两大标准

*本文是2009年留学南京时期，所撰写的选修课程作业

【摘要】：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发现学生高喊、涂鸦革命口号，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有迹可寻，仿佛就如中国“文革”的重新演绎。“毛派”学生深受“毛主义”影响，模仿中国“红卫兵”穿绿色服装、戴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

【关键词】：“五月风暴”；“文革”；“毛主义”；大学生；知识分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之所以在法国发展最为繁荣时期突然发生，这无疑与60年代卷袭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触即发的左翼学生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月风暴”中参与罢课和示威游行的法国大学生人皆高举红色（倾向激进社会主义）与黑色（倾向无政府主义）大旗，死生呐喊、大学墙壁上涂鸦着“十年了，足够了！”（指当时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自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政府始已任满10年）[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前进，同志们！旧世界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等革命性口号；法国左翼学生组织无论亲法共派、毛派抑或托派，都联合举着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托洛斯基的肖像，“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2]有迹可寻，仿佛就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演绎。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对国际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广，而“五月风暴”中为法国青年大学生、知识分子所崇拜的“毛泽东主义”与激进的“毛派”左翼学生组织更是最令人瞩目的。本文将试论它们与“五月风暴”的关系。

“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

“毛泽东主义”（Maoism）本身就是个的模糊概念。虽然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已规定“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s Thought）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于“毛主义”一词则抱有绝对反对的态度，早期更曾反对过党内使用“毛泽东思想”字眼；认为自己不过是“学生”，因而不与“马恩列斯先生们”同列[3]，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拒绝再增加新的主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个人崇拜极度疯狂时期，“毛主义”再次被林彪、江青等人所提及，却又遭到毛泽东本人极力反对。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普遍理解马列主义是来源，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党、人民在中国革命所所建设的思想体系[4]，并非毛泽东一人独自创造出来的思想。

“毛泽东主义”可以是英语词里针对“-主义”（-ism）的直接翻译，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史华慈把它解释成马列主义“异端”[5]，他认为“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过程中所萌生出的独特思想；又或者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华民族化”，美国左翼学者佩弗认为这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所采取的革命发展的策略”[6]。“毛主义”一术语，最初出现是哈佛自由派学者用来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贬义词，“毛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如同美国学者詹明信所强调的-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义,把“毛主义”当成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60年代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是“文革”期间所创造的政治新概念，因此而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在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并生成崭新意义[7]，譬如在“文革”中滥用的刻意庸俗化、扭曲的毛泽东思想，往往成为了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所熟悉的革命语录与行动准则。

 学生闹“革命”

法国独有的文化气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前来，此时的巴黎已经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都市，巴黎大学也只好将新校舍建于郊外，“五月风暴”的首发点-第十大学-农泰尔学院（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便是座落在巴黎西郊。大学城内多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非常单薄，而西郊的富人区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上大学城的封闭，使与世隔绝的学生极其地深感孤独与寂寞；再者是禁止男女之间夜间互访的禁令，叛逆的大学生发奋而起与校方发生冲突，郊外率先掀起学生运动的火苗。首先是激进左翼学生领导的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不满而罢课，再从学生问题辗转到反战（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越南战争）课题；当巨大的革命风潮来临之时，“小团体”（gropscules）与学生组织合作迅速占领了巴黎大学，亲中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栏杆，在所有的入口安排禁戒哨，把校园便成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8]，在校园里关起门来闹“革命”。

这些亲中派是何许人也？在亲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从反斯大林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之下，其内部分裂出了坚持列宁主义的托洛斯基分子与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两大派，也就是所谓的托派（trotskistes）与毛派（maoïste）党派。正统的亲中派虽为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所领导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但在“五月风暴”中毫无任何影响；相反之，受哲学家兼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批青年学生追随者（尤其是毕业生）成了亲中派，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自称“毛主义者”，公开打出“毛主义”的旗号[9]。亲华派某些人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联系和训练活动，并拥有一支精通粗木棍和铁杠使用技术的纪律严明的纠察队[10]，外号“青年列宁联盟”（l’UJ）的主张反苏修、阶级斗争的极左学生运动分子。

随着校园示威逐渐猖狂，无奈大学只得通过警察来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后的结果是六百人被捕及巴黎大学暂时关闭，这一举动却促使了学生运动的扩张，以至骚乱波及了整个巴黎，学生上街示威、高唱《国际歌》、筑起街垒、与警察展开街头战斗等；巴黎的大学生与教师举行了万人“长征”示威游行，于13日占领（学生们声称“解放”）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Université Paris IV-Sorbonne），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在校园内创造了“公社”。14日始，法国工人阶层也响应了运动，工人们集体罢工甚至控制了工厂；若说示威学生的人数是六十万中的一万是小数，那么加上巴黎六十万劳工、迅速蔓延全国参与罢工的工人共多达一千万的绝大多数，确确实实的“星火可以燎原”，总统戴高乐终于慌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左翼政客的不妥协与不让步迫使法国政府调动了宪兵警察、坦克与伞兵部队进驻随时准备进行全面镇压；然而学生运动的失败并非受镇压，而是国人对近一个月来完全激化的、失控的暴动局面感到失望及厌烦，30日当天，右翼势力召集百万人展开支持戴高乐的游行队伍前进总统府，戴高乐以无线电传播发表反共演讲和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以及声明自己不隐退，继续参与下届总统选举。

进入六月后，学生运动开始面临退潮局面，政府公布正式取缔十一个左翼组织，特别是在五月风暴中起主导地位的四个学生组织[11]，警察随后驱逐了占据大学与大街的，学生们停止暴力反抗，罢工工人们回到工厂，“五月风暴”的乌托邦就此无声无息般地幻灭了。

学生群众中的所谓“毛主义”

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时，法国的大学生们也刮起了反抗戴高乐政府的“五月革命”（“五月风暴”的另一称呼），从学生们举标语牌、手握“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展开罢课、校园墙壁贴大字报、搞大串连等举动，貌似法国学生是刻意在效仿“文革”初期的特殊学生群团组织-“红卫兵”（Gardes rouges）。学生运动的组织派别众多且松散，“毛泽东主义”虽然只是众多意识形态的其中一部分，但其独特的“革命”性质在法国学运分子心中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巴黎大学-索邦学院被学生占领并成为“公社”后，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的画像一起挂满了校园的墙壁，晚上举行辩论大会商讨罢课、废除考试等问题，学生们尽情喊叫、唱歌，闹得不亦乐乎。校门口兜售的左翼党报、地下出版物、书籍中，法文版“小红书”（Petit Livre rouge）《毛泽东语录》因而成为畅销书[12]，左派小报则以“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影响最大；尔后大学图书馆更是改名成了“毛泽东图书馆”。

至于信奉“毛主义”的学生（大多数以“毛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为主），他们几乎模仿透中国“红卫兵”穿起解放军的绿色服装、戴绿色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其实，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这是由于藉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批判与颠覆，恰好为青年们提供了榜样；并且借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宗旨，于是愤怒、苦闷的青年在“文革”与“毛主义”找到了最有利的参照。反叛青年与知识份子在骚乱中偶尔被定义成是“反社会运动”的一群人,但他们却十分知晓“毛主义”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们愿意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例如“文革”时期“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干部、知识分子等回到农村和工厂，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也许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传统[13]，他们渴望激起的犹如革命般的巨大浪潮，因此而激情地拥抱并信仰的“想象中”美好的“毛主义”。“毛派”份子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动一场同“毛主义”运动、与文革全然的运动，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看到的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14]。

 亲中派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

由于一面倒向苏联意识形态的法共自转向议会路线始，对反战运动及工人阶层的不满等社会问题一直不为所动，尤其是过于偏袒苏联修正与官僚主义所致，于是党内部的一些亲中共的或是不满法共做法的知识分子试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去寻求真理[15]，其代表人物就有亲中派的法共党员路易.阿尔都塞等。亲中派从法共分裂并于1967年自组法国马列共产党，学生组织方面追随阿尔都塞的学生们自1966便已成立了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论著明显是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保卫马克思》一书便引用了毛泽东思想作凭据，虽然不公开支持“毛派”，但早期跟随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都造就了亲中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成员。不过，阿尔都塞与“毛派”始终反对学生领导革命，因为学生多为小资阶层既又缺乏群众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成立并得到胜利。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当工人群众决定走上街头抗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混入工厂动员工人，为工人大罢工起了很大作用。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件常事，然而“毛派”学生的宗师阿尔都塞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缺了席。

相较阿尔都塞，左翼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与伴侣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学运爆发后合作建立了学生后援委员会，号召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出于“道义与物质上支持学生与教师的斗争运动”[16]，随后萨特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后高度赞美“革命”，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专政，表示“…真正的问题是找到把他们的斗争与劳动阶级的斗争协调起来的途径，尽管动机不同，涉及的却是同样的斗争[17]”，这点与“毛派”分子的马列主义原则的走“群众路线”十分相似。萨特与阿尔都塞一样不把自己归类为“毛派”，也许如此大多数学生们才会普遍认同萨特为思想与精神“领袖”、奉其存在主义经典为指导造反的理论基础。在巴黎大学“索邦公社”的演讲上他谴责了法共的现行政治体制，无意间透露了他略有亲中国（反苏修）的倾向。

结论

    纵观“五月风暴”发生的整个过程，如此激烈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与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与60年代爆发的学生运动显然另有区别的，主要是法国就经历强烈的“法国革命传统”，却是基于且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特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即没有美国那种反战、嬉皮士文化、种族与性别歧视、激进学生企图发动“内战”等的极端复杂，亦无英、德般有浓厚保守主义背景色彩的国家。相比较起欧美国家，政、经稳定繁荣的法国一直是右翼为主的“强人”主导政府，如“五月风暴”般的左翼运动基本上是不符合法国国情的，然而它却意外地发生了；就连戴高乐本人都觉得惊讶，“风暴”因而使法国政府一度瘫痪、经济损失严重。作为“小资阶级”文化群体的学生站起来颠覆“（资本主义）文化”而闹“文化革命”。没人敢确认前因后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异化的旧社会与价值观”[18]使得学生沉迷于崇拜革命以及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厌恶，寻求精神与物质上的“解放”；劳动者认为公会不再保证工人利益、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与竞争激烈使工人承受过度压力，学生与工人都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同情。如此看来，“五月风暴”的一触即发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被一场突起而来的“风暴”袭击后，左翼所遭受失败的另一面却是胜利，法国政府立即采取安抚和有利人民的政策，如工人工资上涨率达30%；教育改革的实施使大学更具独立性，扩展、增建校舍，使更多人有入学机会等。而“五月风暴”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国人挺“右”立场支持戴高乐，执政党于1968年6月大选中大胜，戴高乐连任至1969年4月公民投票的失利而自愿隐退，“戴高乐时代”由此结束。至今法国人不曾忘记“英雄”戴高乐的功绩，即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坚决保护法国独立性与民族自主性而退出北约，特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邦交，是奠定中法合作关系的第一人。

知识分子则以萨特为例，仍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向左转”，他接手主编工作并亲自贩卖“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于1971年发表《为人民的正义性》支持左派斗争、1972年为《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一书写序言指出使用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暴力应当使用暴力、与“毛派”分子下乡下厂、1974年发表《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的政论演说和谈话集等[19]，萨特认为自己的斗争不只限于法国，而是是世界性的斗争，正如“毛派”分子所认同的毛泽东不只属于中国，甚至属于全世界一样的道理。对左翼运动抱支持态度的法国-瑞士籍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于马克思主义影响，常把政治思想注入自己的影片中，由于他极度憎恨资产阶级和力挺反战，于1967年拍摄了以一群背诵“小红书”、批判美帝国主义、身穿“红卫兵”服装的狂热青年人的《中国人》（La Chinoise）；以及于1972年与当时深受“毛主义”影响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合作的“毛派”经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整部电影传达了鲜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阶级斗争等。另有一部则是左派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于1973所拍摄的政治讽刺喜剧《中国人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其目的是希望法国人民尤其是当年深受“毛主义影响”青年一代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以搞笑方式呈现和反映“五月风暴”犹如一场在法国发生的“文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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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高乐于1958-1959年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理，1959年以绝多数选票当选第五共和首任国总统，1965年连任。
[2] 万家星：《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第5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261页．
[4] 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第107页
[5]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导言。
[6] 麦克莱伦等：《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7] 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第63页。
[8]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9]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0]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1] 它们分别指科恩-本迪领导的“3.22运动”（Le Mouvement du 22 Mars）、雅克.索瓦热奥领导的“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UNEF，亲法共）、阿兰.克礼文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托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亲华派/毛派）
[12] 其实早在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于法国一共再版了四次，印数已高达数百万册之多。
[13] 滕凌：《法国五月风暴与法共、毛派和托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76页。
[14]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
[15] 熊昭霞：《“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8页。
[16]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7] 让松：《存在与自由-萨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223页。
[18] 张富良：《法国“五月风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第48页。
[19] 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254-257页。

社会主义的坚持

「社会主义」是冷战时期遭妖魔化的名词，尤其是有反共先例的大马，在种族主义政策浑浊的主导下，不难想像左翼或偏左的政党之遭遇。

翻阅本 国政治史，无可置疑地，初期的政党几乎以反殖反帝为主，这与许多殖民地有相同的现象，左翼革命是民族解放运动反抗殖民主义丶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寻求解放与 独立的必经之路。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促使马来亚共产党于1930年在森州成立，乃是马来亚首个成立的政党。1938年成立的马来青年联盟，是第一个提出「默迪卡」口号的政 党。

二战结束后，左翼政党与组织率先主张马来亚独立，1947年大串联并拟定《人民宪法》。殖民主却于1948年6月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在遭到逮捕和镇压下，左翼分子纷纷选择了武装斗争。

老 一辈尚记得「牛头」与「锄头」，那是社阵活跃于政坛的年代。泛马劳工党与人民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丶走议会民主路线，却在多数领袖遭逮捕囚禁以及语言政策等 方面的分歧，社阵被迫于1965年12月解散。随着劳工党推向极左路线丶杯葛第3届大选，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成了左翼政治的分水岭，左翼政党逐渐式 微，1972年劳工党被吊销注册；人民党前主席布斯达曼等领袖随后另起炉灶创建无产阶级党继续斗争，孰知1974年一败涂地，绝迹政坛。卡辛阿末继承后将 「社会主义」字眼植入人民党，但左翼政党的影响力已大幅度下降，最终惨变明日黄花，「苏东波」（即90年代由苏联丶东欧的改革波潮，松动了全世界「社会主 义大家庭」的民主化运动）后也无法再挽回现实。

在人民党卸下包袱后，一批党内人士决定出走，并与草根组在几经波折后，于1998年劳动节正式创建大马社会主义党。

直 至308大选，以公正党旗帜上阵的社会主义党，中委古玛于和丰击败国大党魁三美维鲁丶党主席纳西尔在哥打白沙罗获胜，社党喻为「社会主义40年终回归」， 打入国州议会。今届大选，社党坚持攻打原本的1国3州，仅九洞州席与行动党相冲，但社党力推投身草根和社会服务的署理主席沙拉斯上阵。民联协议是尽可能不 发生三角战，却也在所难免，尤其是总秘书阿鲁哲万上届竞选的士毛月，仅以1140票落败；安华却宣布公正党将上阵该区，引发争议。

甚至近 来，还闹出因社党的旗帜问题，被指示必须使用公正党旗帜竞选，否则将面临三角战局面。由于创党后不获注册，历届大选必须借用其他政党旗帜上阵，如1999 年时曾以行动党旗帜竞选。处于政治敏感和现实（如「恐共症」）所困，社党虽坚持旗帜鲜明，但在日前已做出妥协，只要不发生三角战，社党愿意使用公正党旗帜 上阵，条件是1国3州竞选区缺一不可。

社党在「考虑更大的目标和公众利益下」屈从，是非常使人钦佩的，为了达到一对一对垒国阵，也避免发生三角战，社党被迫在权威主导下做出伟大决定，力保我国社会主义的艰辛燃起的火苗。

毛泽东写道：「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国目前已来到政治的十字路口，左翼政党也仅剩社党为代表，在国州议会里继续斗争。社党在坚守原则或透明度，都在主流政党之首，这股清流虽小，却承载着宏大的希望丶理想和坚持不懈。

东方日报 2013年4月19日 原题：《坚持社会主义的党》

中国央视播V煞，又如何？

《V煞》（V For Vendetta）是2005年改编自著名漫画的科幻电影，被归类为反体制、反权威、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经典作品。主角V所戴着的福克斯面具（Guy Fawkes mask）已是时下示威游行中参与者的必备品。而一向来被指为中共喉舌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2月14日的电影频道第6台上首次播放《V煞》，故成为近期内 最热门的讨论。

中共十八大后，有指新领导层已逐渐开放讯息，中国估计将迎来大开放。关键是，这种革新气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凤 凰卫视主持人邱震海在《论十八大后的中国发展方向》中指出：“过去20年里，由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停留在浅层，加上1989年之后的矫枉过正，因此政府高 度介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惯性。”中国改革开放重点放在经济，苏联开放政经走向解体的前车之覆，至今仍是中共的阴影。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是并行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是“共产体制”（或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虽快速增长，但助长官僚资本主义以致贪腐滥权丛生，民间爆发的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中国接下来要怎么改，是道大难题。

能否引起观众共鸣？

所 以，《V煞》来了！但凭借一部电影就能解决大问题吗？因《颐和园》一片违反电影局同意到海外参展而遭“禁拍”5年的中国导演娄烨，便呼吁取消电影审查制 度，建立电影分级。在《南方都市报》专访中，他直言：“审查就是审查，松绑的或者说宽松的审查仍然是审查，其实本质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央电视台播《V煞》，可想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展现新领导层的“新气象”，而非真正的大鸣大放。中共某高官曾说过：“中国是互联网最自由的国家”，说得还真没错，除去面子书和优管不谈，在中国，网上看电影不用去在意版权问题（本土电影倒获得些许保护），而且管道多不胜数。

管他《V煞》被官访禁播或审查制度，中国网民只需在网上点击搜索，即可在网上观看或非法下载。相对之下，这是挺“自由”的。《V煞》只所以被列为话题，只因它出现在中国境内收视群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官方电视台！

尤 其是电影里那些经典对白，如“人民不应该怕政府，政府应该怕人民”等大胆挑战霸权的名句，还有V侠客挑战极权政府的内容，究竟能否引起中国观众之共鸣？新 中国奠基者毛泽东50几年前也有句：“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连“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都出自老毛嘴巴。

结果呢？勿忘中共的体制是党政军结构，虽说是枪杆子打下的天下，但党指挥着枪，人民解放军遵从的是忠党，不是人民。所以“人民”解放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不要说是打着“人民”旗号的党和其所领导的政府。

因此，观看《V煞》后也无奈奈何，顶多也只是心里发牢骚，活在“自由”的网海里上帖骂战，第二天起身仍旧是个一等一良民。一部电影并不能改变什么现象，现实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也不大。

你有你“防火长城”（网络审查和管制），网民可以爬墙到“自由世界”去看优管、去看异议者的文章和视频。就算去除掉网民，在盗版碟泛滥的中国大陆，《V煞》这类政治元素的电影要购买也不算太难。

当今中国已不再是唯中央电视台的时代，就算不看央视电视台或干脆不打看电视，讯息始终亦能传达至人民手中，只要人民肯自己着手去搜索和冲破种种困境和限制。

正如娄烨在访谈中所言：“我们一直相信并且一直在等待终有一天会改变，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沉默、妥协，我们为了顾全大局自我审查、绞尽脑汁、拐弯抹角、筋疲力尽，最后，我们终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被改变的根本不是体制，被改变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中共专政收放自如

我 更有趣的猜测是，中共或许不把自身看做为《V煞》里“北方之火”党（Norsefire）领导的法西斯极权政府。这个虚构的政党和政府，多少有着乔治奥威 尔《一九八四》小说里的许多影子，包括极权政府主脑的“英社”（Ingsoc）党和其治国理念：“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V煞》里是 “力量来自团结，团结来自信仰”）；以及纳粹首脑希特勒为借鉴的独裁者沙特勒总理（High Chancellor Adam Sutler）。

只因中共早期是打着“反法西斯主义战线”起家的“左翼”政党，但其执政后的本质是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政体。奥威尔的作品是公然批判斯大林虚伪社会主义政权背后的极权主义为背景所刻画的未来世界，《V煞》同样是部反乌托邦题材的故事，为了是要人们警惕极权主义之可能。

要说极权主义，当今中国也并非《一九八四》那种极权了，《V煞》的那种反极权在中共有伸缩性“收放自如”的政策下，也很难引起人民直接公然反抗权威。

考验新领导层处理矛盾

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央视播《V煞》并不会对中共造成什么威胁，中共牢牢控制着政权和经济命脉，甚至是网络管制。在讯息发达的时代，一出电影并不会促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花，中共也不可能再阻止得了人民观看任何电影的自由。

六 四事件以前，邓小平在1986年曾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现阶段的中国已完全得到证实。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万不可忘记这句千古名言。

《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在《新史记》历史杂志专访时称：“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但是他怕中国乱，主张先有安定、和谐，再搞政治改革”。
“和 谐社会”在胡温新政下也搞了一段时间，经济也已稳定增长至最高阶段。中共十八大后，新任领导层所接管的烫手山芋，比往届的领导层更为棘手和难堪，如今社会 问题层出不穷，人民不单纯是怕乱那么简单，因为人民已经没有怕乱的本钱，人民内部矛盾要怎么处理得“乱中有序”才是最考验政府的。毕竟，没有《V煞》也保 证会有下一波“冲煞”！

就此以《V煞》其中一段经典对白做结束：

“这张面具之下不止是肉体，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是不怕子弹的。”

当今大马"读者特约":2012年12月22日 傍晚7点05分

国阵的两个集会

大选前夕风起云涌，民联三党等举办的112「人民崛起大集会」成功吸引了十几万人前往默迪卡体育场参与盛事，再次缔造历史，无疑为来届大选注入了强心针；选前热身赛方面上看来，民联无疑占据了前头。

许多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国阵同天也在不同场合同时举办「集会」分庭抗礼。首相纳吉在士毛月一带的Tesco广场举行亲民活动；而副揆慕尤丁与几位部长到彭亨州文冬加叻广场举行「一马人民集会」。前者吸引了以印裔为主的1万5千人，後者则为3万人，合计约4万5千馀人。

国 阵既往以民粹为由抨击民联，但国阵的集会活动却乐此不疲地发动民粹攻势。国阵在士毛月的活动照片显示，两辆满载着「礼品」的拖格罗厘，引起在场的印裔群众 蜂拥而上纷纷领取，每个印着1字号的袋子里分别装着白米丶白糖丶面粉丶糖果等物品。或许看在一些人，甚至国阵领导人眼里，这种施赠方式很正常，但更多人的 反应是不寻常，且深感心酸。我国绝大多数印裔遭边缘化的事实已很清楚。

副首相兼教长慕尤丁更在文冬发表演说称：「政府好，经济也好，所以 为什麽要换？」确实如此吗？从纳吉上台宣布转型政策至今天，成效也只是停留在国阵的承诺，更多的是老百姓生活逐渐艰难；贫富鸿沟在扩大丶肃贪不利腐败横行 丶治安红灯大亮等等；「附加」危害民众毒厂剧增，何来「以民为本」？

国阵要求人民再给5年，但多年来入不敷出的结果是财政预算赤字高居不下丶国债倍增，人民负债累累；大马非法资金外流更是闻名遐迩，高居全球第二。

「一马」政府推行的改革只是缓一时的民粹政策，扪心自问2013年财政预算案中，有何具体的拯救经济的方针？更多是为俘获人心的派钱丶回扣丶津贴丶奖励等，美其名「减轻人民经济负担」，结果是越负越担。国家债台高筑，最终遭殃的是人民。

纳 吉把水供问题形容是雪州政府推卸责任，却不愿告诉人民雪州水供在2004年被「委任」私营化；能源丶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长陈华贵也指出雪州政府不能接管雪州 水供公司业务，因为这违反政府和有关公司签署的特许经营合约。虽然中央政府撇开涉入雪州水供问题，但他们所谓的「政府」，已在2008年被多数人民否决出 局。

雪州国阵协调员莫哈末再因以112人民集会缺乏华丶印裔做课题；并指纳吉的活动是「自然支持」，图制造少数族裔「回流论」，重蹈709集会时以种族人数大做文章。若如再因所指，大部分参与者是伊党人士，那国阵自己最好保重了! 

《东方日报》2013年1月15日

许月凤如意算盘是四角战

当今大马 2012年12月10日 上午11点52分

许月凤在“霹州政变”中举足轻重、闻名遐迩。莫忘记，其他的“青蛙功臣”尚有前公正党两位州议员贾马鲁丁和莫哈末奥斯曼；以及“跳来又跳去”的纳沙鲁丁哈辛，此外还有行动党的吉舒荣特星。但名留污史、遗臭万年的非许大姐莫属，或许她是当中唯一的华人？

有 关许月凤的传闻比比皆是，有内部斗争论、有背后收钱论，尤其背负着“汉奸”、“叛徒”等污名，可许月凤仍沾沾自喜，这才让人大吐口水。许月凤在2004年 被委任上阵九洞州选区，以253多数票击败同为马华新兵的马汉顺；2008年，马汉顺到积莪营选区竞选，打败公正党阿祖南，成为霹州马华的“孤军”。而许 月凤以比往届更高的6707票卫冕九洞，在野三党顺“反风”之势夺下霹州政权，行动党更是大获全胜，成为该州最大党。

许月凤于2009 年 退党后臭名远扬，尤其靠拢国阵更使人民对她恨之入骨。这次据闻要以国阵旗帜出征九洞，民联也不感到稀奇，大吃一惊的反倒是国阵。马华蔡总便是第一个站出来 踢爆谣言者，声称马华不会接纳“外来者”（“外来者”却让马华回锅“执政”？），又补充“必须获得党员支持”。霹州联委会秘书陈进明更直言许月凤已没有 “利用价值”，却不排除“拥最高胜算者”上阵，虽然巫统和州务大臣赞比里都拒绝回应。

其实谁都知晓，就算许大姐搬首相纳吉做后盾，顺利 获 得上阵也赢不回九洞。许月凤此人再烂，行动党这个生招牌仍有口碑，九洞选区行动党也设有服务队，民众也不因许月凤的“落跑”而失望。再者，社会主义党要派 人上阵，难免重演三角战。其实，许月凤出征的两届都是三角战，2004年公正党符标国插上一脚（仅获358票）；2008年为独立上阵的社会主义党候选人 莎拉斯。莎拉斯据说在该区已默默耕耘15年，却仍以1275票输掉按柜金。社党目前祈求攻打一席的机会，而许月凤的“选后跑”，多少也成为社党出征九洞的 理由。

如此看来，许月凤征求上阵是有道理的，她的如意算盘无非是四角战。就算她不以国阵旗帜，说不定也会用独立身份竞选，毕竟多角战将削弱两大阵营的多数选票，国阵大可放心打赌，谁知道？许月凤坚决要“死也死在九洞”，那九洞选民就宽宏大量些，让她“死得其所”吧！

 

原题：《死在九洞》

割除政治毒瘤

513是巫统的咒语，巫统的杀手?也只有「513」。

鼎鼎大名的「牛姐」──巫统妇女组主席莎丽扎在巫统妇女组大会上，无视巫统中央先前 下达的禁口令，仍然大打「种族牌」，警惕马来人若不採取行动就会遭到边缘化；若巫统无法掌权，国家將陷入动盪，513事件必定会重演。 更可笑的是，她不知从哪来的依据，竟然搬出「癌症须从初期治起」这种笑话。

若莎丽扎要论「癌症」，513事件或许就是癌症的起源，但巫统 初期领导人的目的是根治癌症，而非持续蔓延至无药可救。被指为1969年后趁机夺权的巫统少壮派，如前首相敦拉萨和伊斯迈医生等，都是非常务实的人物，虽 然他们都早逝，但基本都为扶助土著的新经济政策订了期限，也就是1990年。其目標很简单，减少贫富差距，既把种族间的经济差异拉近，然则必须公平竞爭。

这 种「大跃进」目標很好，只是治標不治本。尔后，巫统的强人（前首相）敦马哈迪採取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模式，如著名部落客拉惹博特拉的一篇文 章中指出：「让一些马来人致富，產生一小部分的富人……一百名马来亿万富翁，接著才让这些亿万富翁帮助剩下的马来人。」

只不过，这一小部 分人富起来后，会无私地帮助剩下来的人吗？中共官商勾结的例子即宣告了「乌托邦之幻灭」，巫统那些发了財的诺门克拉图拉（权贵）亦然。更何况，权贵基本上 忽略了某种客观性，仅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又以糖果笼络选民、製造族群紧张来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

敦马哈迪最终以土著经济无法达至 30%目標，延长了「新经济政策」的寿命，那就是国民发展政策。这些「超英赶美」的政策目標虽然囊括全民，但无法医治其內部腐蚀，巫统更骑劫了政策，为了 配合政治需要炒作种族矛盾，以致名存实亡的「新经济政策」仍获得「崇拜」，而且「神圣不可侵犯」，而理据竟然是不胜其烦地搬出《联邦宪法》第153条。

首相纳吉接棒已近4年，从「一个大马」到改革转型计划，基本还是旧酒装新瓶，巫统只为了备战大选而暂时放慢脚步，而非有心为政治与经济作出改革。例如近几年 来不断崛起的公民诉求运动，国阵政府不仅抗拒民意，尤其眼界狭隘，只把问题都归咎在民联「乱」，却不敢正视自身的「烂」与「贪」。

莎丽扎 就像巫统的影子，映出了这种症状：「只要我的权与利遭到威胁，我什么都敢做」。眾乱象与癌症源自巫统，巫统权贵与朋党典当了新经济政策，拉阔了贫富差距与 族群和谐的鸿沟。別再拿马来人与土著人数说事了，贫富不均是全民的问题，是不分族群与不论肤色的。目前我国尚未面临癌症末期，则须提早把致癌的毒瘤割除！

东方日报 6/12/2012

红红的十八大

中共迎来党的十八大，备受大陆以至国际瞩目，毕竟此番中央领导人轮替即将由“知青”一代掌舵政权。中共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余年，当今中国今非昔比，贪污腐 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日趋严重等问题，都是新领导层必然面临的严峻考验。更何况，胡温新政对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什么“和谐社会”乍看也只是光亮样板，民 变蜂起已让中共当局极为头痛不已。

前几天阅报看到北京全城严防戒备，怪招百出，什么计程车不准开窗、朝阳区一带居民禁止放鸽子、禁止兜售刀具、遥控玩具飞机被限制等，以其说是百无一漏，还不如套个网络术语-“杯具”（悲剧）。有心分子除外，十八大给予中国百姓的应当是个新气象，是个希望， 期盼迎来改革开放最盛时期，尤其是民主转型和多元开放。正如他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所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人民看到的仅是政府越来越 硬，离改革开放的步伐却越来越远。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十八大前夕，据闻连歌曲都要严查，使到本来意兴盎然的十八大，又“一朝回到西元 前”。彷如毛泽东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严苛打压“黄色歌曲”，禁止听又禁止唱。现在那据说最“红”的薄熙来已被打倒，其按照个人政治议程而推广的“唱红打黑”招牌也就告一段落。虽说“红”的抬不起头了，但“红”的文化部依然存在，大陆音乐人高晓松踢爆“死”、“下”等不吉利字眼的歌曲都一律禁播，虽然文化 部随后指出是误传，却让更多人清楚看到文化部歌曲审查制度彷如“文字狱”，间接扼杀音乐创作（岂止是音乐或歌手？）。

不说其他归类为下 流、情色或带粗口的，几个鲜明的例子如蔡依林专辑《特务J》被迫改为《爱情任务》，只因“特务”一词敏感；陶喆的歌曲《鬼》被指宣扬封建迷信，整首歌更惨 遭删除，这些何尝都不是持续“又红又专”的证明？正如有人问道：“中国哪里还有共产主义？”，保住政权才是最为首要的任务，马列、共产只是挂羊头卖狗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许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名词。胡适1919年便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既然非主义挂帅，那问题总该要解决吧？

中共十八大轰轰烈烈，乃是美国总统选举外的热门课题，大陆内外众说纷纭、议论纷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打着“民主”和“革命”旗号获得广大人民拥护 而胜利的中共，在一批又一批“诺曼克拉图拉”掌权后会有什么进步，咱们慢慢走着瞧。苏联实行“改革开放”导致灭亡的前车之鉴，中共如今仍耿耿于怀，所以 “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只是美其名而已，否则中共政权早就宣告完蛋。


当今大马 2012年11月6日 下午5点20分

“占领运动”的启示

若说“阿拉伯之春”是独裁国家人民被逼到墙角而爆发的革命，“占领运动”（Occupy）便是民主国家人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绝对批判。后者不是一场流血革命，而是一种抗争，他们用选票来决定国家未来。这一张烈火烧遍了欧洲各地，人民将债务累累、行政失策的许多政府（不管是左或右翼）统统拉下马，重新洗牌，寻找新的对策。

左翼分子都颇爱预测资本主义的灭亡，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个过程，有朝一日百病缠身，该制度必定会遭来灭亡。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较量的过程中，明显是资本主义占上风，除了马克思主义者本身采取民主过程变革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平等与人性化的社民主义路线；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采用政策以刺激需求，以达减缓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疏解了大萧条。冷战时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逐渐成熟并达到顶峰，直至苏联等共产阵营的倒台，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率先宣布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变的终点，与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论”全然相驳。

９９％针对１％的号角响起

尔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或许已走到了尽头，这种重商主义、利益为主的经济，已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贫穷人口剧增，社会逐渐“下流化”（日本学者三浦展认为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由“往下流”的新社会阶层取代。）人们开始百思不解，为何政府的经济政策如此懦弱无能，他们偏袒大企业与富人，却牺牲了百姓的利益。于是，９９％针对１％的号角响起，“占领运动”遍地开花，势必要向那些导致市场失灵，使大众民不聊生、水生火热的大企业算这笔帐！

正如马克思所言中的：“资产阶级一手创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大肆扩大生产规模，但一旦生产过剩而无法获得相对平衡，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曾主张积极不干预的一些政府，在救灾时所扮演的角色更使人失望，大企业所制造的后果，最终还得由政府来填补漏洞。于是乎，更多的矛头开始转向富人，不为其他－征收富豪税，拯救经济。

社民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个主张市场自由竞争，也强调社会责任的经济政策，它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制度，相比起许多落实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个唯一能维持平衡及维护社会公正的手段。股神巴菲特及世界上一些大企业主，已主张“自我劫富”，欢迎政府向富人征收特别税。尤其是见状富人税率逐渐下滑，劳动者税率反而增多的巴菲特，便呼吁美国政府向富人征收更多税务，很可惜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反对此举，也不为所动。

自由意志主义或许很精彩，自由市场经济或许能为你挣更多的钱，但到了社会极度不公、税收失调、经济垄断、生活逐渐往下滑之时，我想，就算再蠢，不会有人仍对那１％人的所谓“自由”政策抱同情与怜悯的眼光了吧？

 公民眼 JANUARY 4, 2012 - 11:56AM 

人民党的新仇旧怨？

“牛头党”曾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左翼政党多年来的浮沉，让人误以为已成历史。上周，人民党主席罗哈娜正式宣布该党将竞选浮罗山背、士拉央与八打灵再也南区，由于这三区是公正党议席，和民联也缺乏谈判，唯恐将陷入三角局面。

人民党是本国政党史上的老党，自1969年大选后便毫无所获。劳动党在随后解散，而人民党则继续走左翼斗争路线，在卡辛阿末领导下更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1989年后，该党在赛胡先阿里领导下卸下“科学社会主义”之名号，回归至初期的左翼民族主义路线，以至纳西尔等另起炉灶，创立社会主义党。2003年，赛胡先一众人宣布该党与公正党合并，反对合并者后来召开全国中委会选出新领导层，并与旧领导层8人对簿公堂，直至2009年高院宣布驳回解散申请，人民党总算保住合法注册。

该党都积极参与每届大选，虽然不劳而获，而且亦曾与行动党、公正党等结盟为人阵与替阵等阵营。在注册是否撤销仍争议时的2008年大选，人民党照常派出候选人，辜瑞荣上阵士拉央国席，与公正党梁自坚等三角战，辜曾自称居住士拉央20余年，也一直在那里服务；宋新辉上阵士都兰州席，与行动党诺曼等三角战；浮罗山背和八打灵南区皆该党传统选区，2008年由公正党获胜。308大选后，人民党曾考虑与公正党合作，不了了之，毕竟公正党不认同该党的存在。2009年，党主席哈山卡林加入公正党，直至罗哈娜接棒后，方恢复元气。

辜瑞荣于2010年全国大会致词上称，“如果客观演变，造成三角或多角战无法避免，人民党一样会参选”。由此可见，人民党并非不想谈判，但面对目前“耕开多人争”的局面，人民党并无筹码与公正党谈判。如梁自坚、许来贤与尤斯玛迪等，已相当活跃于选区；论盘算，公正党也不会无故放弃选区。不解的是，槟人民党主席加里那竟反对竞选浮罗山背，尤斯玛迪却同意人民党竞选，但更希望合作应对国阵为佳。

罗哈娜随后证实将与公正党合作，但唯独不加入民联，并称“将继续为在野党”，可见人民党不好搭“改变”的列车。关键在于，起码也得胜了再打算。比较起来，其左翼同道社会主义党更为务实，其两名国州议员于308时以公正党旗帜当选，虽也不加入民联，但愿意与民联达到共识，共同抵抗国阵。因此，人民党应与改革阵营站在一块，相互协商，整装待发！

当今大马 2011年11月28日 上午10点37分

东方日报 八方论见 201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