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了马来亚的全民族解放而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当初整体组织陷入瘫痪后，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引起华侨之间掀起抗日救国(“国 ”指中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华侨抗日组织的前卫不断扩大了势力。关于这一动向，人们做了这样一些评价：“马共充分利用了日本侵略中国所引致的华侨之间产生的对中国的同情”、“马来亚的共产运动并非纯粹的共产运动，而是借用抗日反法西斯运动之名，实际上继续进行了共产运动”，即主张“利用”论、“伪装”论。但是，具有一定方向的组织上的急速膨胀往往会给组织本身的性质、路线带来很大的变化。如果领导人确信该方向是正确的，就更是如此。为此，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疑问：马共是否也通过利用救国运动，转换为特殊民族主义色彩特别浓厚的组织?
以下将一边探索从马共成立至日军进犯期间的马共路线，一边就马共逐渐强调支援中国的必要性、而不重视马来亚的解放斗争的过程进行探讨，并考察当时的马共领导人是一些什么人物、领导人中有多少华侨?
一、战前马来亚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形态
1、南洋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的论述，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在英国治安当局的报告中出现是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运动的创始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们主要通过在吉隆坡发行的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左派华文报纸《益群报》，劝说人们排除所有强权、支持绝对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及苏联，同时呼吁人们参加反对将山东省的德国权益让给日本、抵制日货、反对军阀等中国解放运动。1919年， “马来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Malayan Anarchist Federation)成立，1925年会员约为50人。1925年之前，正面提出反英的暴力事件仅发生过1起，至1925年参加者大部分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
根据谢文庆最近的研究，20世纪2O年代初期至3O年代后半期，斯尼弗里特(Hendrichus Sneevliet)、达尔梭诺(Raden Darsono)、阿利明(Mas AliminPrawirodirjo)、慕梭(Moeso)、丹•马拉卡(Tan Malaka)、苏丹•朱纳因(Sutan Djenain)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逃避印尼国内的镇压，或受共产党情报局的指令，陆续进人马来亚，在马来人之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但是，正如丹•马拉卡1925年给同志的书信中所言，“马来人很保守，没有接受运动的余地。只有在华侨和印度人之间推广”，其目的并没有简单地得以实现。他们大部分人在短时间内就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926年初，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左派组成了被英国当局警戒为“马来亚最初的共产组织”的“南洋华侨各公团联合会”(Nanyang Public Bodies’Union )。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孙文去世(1925年3月)l周年纪念活动和反外国反资本主义运动。该联合会的领导是由13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全部都是海南人(来自海南岛)。联合会不久便被迫解散，2年内临时委员有一半被捕。
1926 年5月，同样以海南人为中心组成了“南洋总工会”。到了1927年4月，该工会在马来亚、印尼、泰国、沙捞越已拥有42个支部，工会会员5000— 6000人，其大部分是海南人。而且据说一开始就处于中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系统)的全面指挥下。1926年，仍然以海南人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共青团于1925年1月26日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3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孙文逝世纪念日集会上，左派高喊着反英反帝口号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个事件和中国国内的国共分裂(4月)引致了马来亚国民党分裂—-脱离左派、组成“南洋共产党”。1928年1月以中共1927年1月至1928年初派遣的5名党员为中心成立了南洋共产党(关于这些领导人，将在后文叙述)。同年，接受共产国际1927年的指令，组成了“反帝大同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南洋共产党为了在马来人之间扩大影响力，在该组织内设置了马来部门，由阿利明、慕梭等领导。阿里(Ali Majid)等许多马来人加人了该组织，1929年阿里等3名马来人干部与南洋共产党的3名华侨领导人一起出席了“泛太平洋工会会议”(Pan— Pacific Trade Union Conference)(在上海召开)。此外，根据英国治安当局的文件，“南洋共产党筹备委员会”中至少有5名马来人。但是，这些马来人领导人在1930 年之前大部分被捕。这时，对华侨共产主义者的取缔更加严厉，据说1928—1931年每年平均有1528人(马来亚国内的拘留者除外)被驱逐出境。好像对此加以补充似的，以海南人为主的许多中共党员又来到马来亚。后述的傅大庆也是其中1人。
南洋共产党向马来人扩大势力的愿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果，不仅大部分党员是亲中国的华侨，党本身也处于中国的领导下。据说，共产国际对这种事态表示担忧，决定解散该党并组成共产国际直辖的马来亚共产党(几乎同时也组成印度支那共产党)。
2、马来亚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的论述，1930年4月中旬在森美兰州瓜拉比拉或柔佛州武洛加色召开的南洋共产党第3次代表会议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大会。不仅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但由于马来人的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捕，因此一个也没能参加。
据说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会议的胡志明一方面允许华侨领导马共，另一方面要求华侨领导人学习马来语等，以加深对马来人的理解，加强对马来人的影响。但是，根据谢文庆发现的英国治安当局文件，从会议记录可以确认有5名马来人出席了该会议。
杨进发根据对当时的有关人员的采访、成立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于4月29日被捕的事实(根据英国当局的记录。这一同时逮捕被称为“纳西穆街事件 ”{Nassim Road Incident}，主张马共是“4月中旬”成立的，但马共本身将1930年4月30日作为建党日。而且，“马来亚革命之声”为纪念马共建党45 周年于1975年6月发表的“马来亚共产党简史”认为建党大会在瓜拉比拉召开。如果“4月中旬”是事实，为什么马共有必要说是4月30日?这是一个迷。根据原马共干部张明今所言，4月20日前后在武洛加色的会议上决定建党，并于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公布“4月30日正式成立”(1996年7月31日张氏给笔者的书信)。另外，台湾的张虎认为第3次代表大会的场所是在新加坡，并说召开日期是4月27日。
同年5月，南洋总工会改组为“马来亚总工会”；9月，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组为 “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其势力来看，1930年马共党员约达到1500人，总工会会员达到10000—15000人，1931年约为10000人(共青团员人数不祥)。
马共一直致力于获得马来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林茂(森美兰州)、瓜拉比拉等，有许多马来人加入了该党的农民组织—— “农民同盟”(Peasants’Union)。1931年瓜拉比拉5名地区委员全是马来人。1932年5月，以7名马来籍干部(其中4人是印尼人)为中心，计划成立仅有马来人的政党“全马来党”(All—Malay Party)。由于干部被捕，计划失败了，但至1932年底，在马共各组织中，马来人及印度人达到了如下规模(马来人数不详，印度人不多)：马共3O 人，马来亚共青团4O人，马来亚总工会1 000人，农民同盟100人。
也有人统计，1930年在加入马共各组织的11000人当中，马来人、印度人共计1170人。就是说，在初期的马共各组织中有10％左右是马来人。而且，其后没能在马来人之间扩大影响力的最大原因之一是英国当局的全面镇压。因此，主要依靠华侨的这种马共路线的缺点不能仅归咎于党的领导层。
1931 年6月1日，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来的法国人杜克洛(Joseph Ducroux)、1929年初中共派来的傅大庆(均为马共领导)被捕。据说英国当局从杜克洛口中得到的情报传到了国民党政府，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此后至1933年8月共产国际断绝了与马共的联系。也许中共在其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在 1931年召开的马共干部会上，决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反帝反封建斗争、马来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在这里，中国对马共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但 1931年是发生“满洲事变” 的年份，马共积极地利用了华侨之间掀起的反日、救国情感。根据汉拉恩(Hanrahan)、布林梅尔(Brimmel1)的论述，新加坡华侨同年成立了抗日团体“华侨同盟”，马共也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抗日组织，而后篡夺了“华侨同盟”，并改称为“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但是，并没有其他资料记述类似于“华侨同盟”的组织，新加坡的史书记载，1931年中华总商会组织了“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但没有马共“篡夺了”该委员会的事实。另外，如上所述，“反帝大同盟 ”已于1928年在马来亚成立。
另一方面，战后不久的1946年1月在新加坡出版的马共宣传文件“南岛之春”叙述道：“1932年上半年党内出现了反党分子。他们马来亚共产党大同盟，公然推行投降路线，进行出卖革命的反党行为”。进而，日军资料(《抗日共产党(含谋略的)事案状况表》。以下简称《状况表》)记载，“以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为契机，为了在马华侨的大团结、抵制日货、排日宣传及扩大党的势力，改称为‘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似乎根据这部文件写成的战时的日本出版物(筒井千寻《南方军政论》)也记述道：“1931年，新加坡的共产党员以此(满洲事变)为契机，呼吁‘在马华侨的大团结’并重新组成意味着反法西斯主义的‘马来亚反帝大同盟’这一政党，以往的南洋共产党也包含在其中并消失了”。
在战后发表的马共正史中完全没有言及“反帝大同盟”，但根据当时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参加马来亚左翼运动的马宁所言，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不仅仅华侨，还集中了马来人、印度人，旨在解放马来亚全民族。马宁1932年在马共宣传部长、该大同盟负责人邬志豪的请求下当上了大同盟宣传部长，但因邬主张“工人、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革命是必要的，工农斗争是不必要的”，被当作反党分子处以死刑。
“ 南岛之春”所谴责的“马来亚反帝大同盟”似乎就是“反帝大同盟”，但中国的出版物和回到中国的原马共相关人员近年来的回忆录都对当时的“反帝大同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此看来，很难认为“南岛之春”谴责了“反帝大同盟”。而且如上所述，设立时间也有问题。“马共大同盟”的真实情况至今仍不明朗。不过，争论点在于是以华侨为中心进行抗日还是动员“全民族”进行马来亚解放斗争?或是重视共产国际还是重视中共?在肃清“投降主义者”之后，于1932年召开了马共第3次代表大会，会上改选了中央委员，同时通过了如下l2项革命纲领：
(1)驱逐英帝国主义，推翻其傀儡——酋长、苏丹、地主、买办资本家的统治。
(2)没收帝国主义者的银行等一切反革命财产。
(3)把帝国主义者、酋长、苏丹、地主、官僚、寺院的土地和庄园分配给农民、农场工人、革命战士。
(4)解放马来亚的民族、社会，建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
(5)废除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经济。
(6)实施8小时工作制等，以保护工人。
(7)争取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信仰、教育等的自由。
(8)反对一切反动宗教。
(9)以各奎国语实行无偿教育。
(1O)杜绝剥削。
(11)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12)保卫苏联，支持中国、印度的革命，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
保卫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口号应该是根据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会的“关于中共的任务的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中国反革命<支援国民党，)或1932年9月共产国际第12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总会提纲(为了保卫苏联、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指示各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提出的。汉拉恩认为“1933年共产国际东方局重组后，立即指示马共进行反英斗争”，但从1932年的纲领开头主张“反英”的情况来看，在东方局重新开始活动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概是通过某种渠道传达给马共的。
在党内反对派被清除、斯大林率领的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业已确立的当时，共产国际传达给各国共产党的通知是不允许有异议的至高无上的指令。就马共来看，不能确定1932年是否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但1933年8月以后的确是有联系的。如同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将保卫苏联作为自己的目的一样，在马共当中，共产国际所主张的“保卫中国”与华侨党员所具有的中国归属意识产生了共鸣，展开了独特的自己的运动。
在12项纲领中的前面提出了与英帝的斗争，那是为了“保卫苏中”。 “反动宗教”具体说来大概指回教，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充分考虑到要获得马来人的支持。此外，从“本国语”的表现来看，似乎马共依然有着将中国视为奎且的倾向。接着，根据英国当局所获得的情报，1933年9月中共中央向马共中央发出了“集中各族代表设立‘反帝大同盟’”的指示，1934年6月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发出了建立全民族劳动阶级团结一致的统一战线的指示，1935年6月马共中央为了促进马来人、华侨、印度人3个民族的团结，设立了由各族各1名代表组成的“ 团结委员会”(Unification Committee)，在1936年9月的第5次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重新确认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和扩大，同年l0月在团结委员会下设立了“ 马来亚各民族解放同盟” (Malayan Racial Emancipation)。上述的《状况表》中记载，“至1934年，集结在马华侨、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谋求大团结，以期扩大党的势力，并改称为马来亚各族解放大同盟。” 在包括“南岛之春”的马共正史中没有关于“各民族解放(大)同盟”的记述。在当时的口号中新添了“反法西斯”。但其中有“与中共、苏联联合，以期保卫中国、阻止侵略中国”的记载，仍然存在着对中国的特别定位。
1932 年的反英纲领出台后，反英斗争一时高涨，但在1935年7—8月的共产国际大会上提出了“人民战线”战术后，主张反英武装斗争的一派被清除了。他们在“南岛之春”中谴责说，“他们想把马来亚的劳动大众永远当作英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奴隶”(第9页)。此外，马共代表伍天旺提交给1947年在伦敦召开的“英帝国共产党会议”(British Empire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Parties)的文件“马来亚的共产党”就1936年的分派谴责说，“主张停止罢工、战斗的工人潜入地下，反对半公开劳动大众组织。指责党的厦童统战政策，将党的路线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否定反帝斗争中的党的领导性、扰乱党的团结的反动派、帝国主义的爪牙、‘左倾机会主义者”’。分析了这份文件的谢文庆推断，“分派只不过是要暂时避免与当局的冲突，以保存势力。从1935年l2月至1936年3月，两名党委员长连续被捕，镇压异常严厉，还发生了几起党的干部遭到暗杀的事件，为此党内便疑心生暗鬼”。但是，从1934年底或1935年被英国当局作为间谍派入马共的莱特当时因解决党内对立而崭露头角(后述)的情况看，很难认为反对派就是对英绥靖派。谢文庆所引用的英国当局的文件也认为主流派是稳健派，反对派是强硬派。
关于1935年和1936年的党内对立和“邬炽夫事件”，原马共干部张明今指出:
马共初期并不是很严密的组织，经常发生党员和干部被捕事件，因路线、政策、观点不同而争论不休。中央领导人频繁更换，中央书记(总书记)也是每年一换。 邬炽夫(邬志豪的别名)认为，马来亚的工农大众的认识还很肤浅，因此首先应该发动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掀起像中国的‘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然后再深入工农大众中动员，并批评了党中央的错误路线。对此，党中央的主流派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必须把深入工厂、领导工人罢工、动员工人作为主要任务。 1935年，英当局公布“华侨登记法”，学生起来反对。继邬炽夫之后当上南洋反帝大同盟秘书长的陈子彬向党中央建议配合学生的行动，进行罢课、罢工、商店歇业、劳动节等革命纪念日的街头游行、集会、演讲等，但不仅未被采纳，而且被批评为“左倾幼稚病”。 7
本来党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争论是受到允许的，也是正常的，但莱特假冒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混入马共组织(1935年前半期)、成为党中央常任委员(海南人)幕后的秘密顾问后，就不正常了。党内斗争日益激化，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以第三国际假代表为中心的中央委员多数派(海南人)说“停止争论，进入工厂”，另一方面，党中央宣传部长邬炽夫和中央书记刘登乘看穿中央有问题(但他们不知道莱特是混入党内的间谍)，想邀请常任委员以外的干部马宁、陈子彬等“反帝大同盟”领导人组成别的中央常委。邬炽夫和刘登乘同是广东省大埔出身的客家，因此当时传闻马共分裂为海南帮和客家帮等。间谍莱特在幕后操纵海南人，挑拨离间，说“党内出现反对派，要斗争到底”，并进行残酷的暗杀，向英国“犯罪调查局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ID)告密〔为此核心干部遭到逮捕〕等，而马宁、陈子彬(同是福建人)不知内部斗争的本质，更不清楚莱特的这些情况。陈子彬〔1993年在广州居住〕说，“{1935年下半年}邬对马说，‘马共中央被海南人掌握，都成为海共了。他们的水平很低。我们另立党中央吧’。邬只想建立 ‘中央’，并没有召集人员建立其他组织。但莱特向多数派中央委员会提交了‘肃清反对派’的计划，让其采纳了‘常委必须深入基层(工人当中)指导工人的罢工 ’的决议，并决定将邬调往马六甲。邬乘火车抵达淡边(Tampin，森美兰州)，从那里骑自行车往马六甲途中，潜伏在路边的马共党员(海南人)用铁锹打死了他。海峡时报立即报道了这一事件，CID为了掩盖莱特的阴谋，麻痹党员的神经，将此说成了桃色事件。
暗杀的传闻四起，我便追问中央领导同志(海南人)，他们看无法隐瞒，便把真相告诉了我。暗杀意见不同者的做法与我的思想相距甚远。不久，南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部长刘××警告说，‘不能忘记这个教训’。这时，又发生了几起失踪、被捕、暗杀事件，借这个机会，我辞去了大同盟秘书长之职，并退了党”。
马来亚红色总工会的负责人老黄、即亚三因没有实行暗杀邬的计划，被开除出党，回到中国后，在海南岛的海口被暗杀了。其后，党内再也没有敢说邬暗杀事件的人。邬遭暗杀后，中央书记刘登承也险遭暗算，便逃回故乡大埔。1936年夏天我在那里见到了他(张明今于1937年前往南洋)。 1938年我在森美兰工作时，一位老党员在淡边附近的橡胶园内透露说，‘这里埋着反对派的领导人’。其他情况没能打听到。
注：〔 〕内是张明今自己的补充。以下〔 〕内的内容也并非笔者所为，而是证人或原文献的补充。
邬炽夫暗杀事件符合谢文庆所指出的1935—1936年的情况，马共相关人员在近年出版的书中也认为是1936年发生的，因此马宁的1932年之说大概是错误的。但是，马宁于1931年2月一1934年4月在马来亚居住后，在1941年初之前回到中国(参照资料“马来亚共产党原干部会见记)，发生暗杀事件时并不在马来亚。也许张明今将他与其他人物混为一谈了。
总之，由此可以了解到把有才能的干部接二连三地出卖给日军的莱特的手段已初露端倪。他并非调停两派的对立而崭露头角，而是由于主谋清除反对派而崭露头角的。无论两派的对立源于什么，对莱特及其“主子”英国来说，邬炽夫派、即反英派都是危险的存在。对他们进行压制与共产国际为了推行反法西斯运动而抑制反英斗争的这一时期的方针是一致的。
在共产国际要求马共的两个主要事项中，“反英”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苏联政策的转变，而另一个“全民族的团结”由于马来亚国内的情况而没有持续下去。如前所述， “团结委员会” 由各民族的1名代表组成，“各民族解放(大)同盟”也由2名马来人、2名印度人所加入的“委员会”领导。此外，这一时期印尼共产党苏丹•朱纳因是马共中央委员、各民族解放(大)同盟委员。据说印尼共产党原委员长萨乔蒂(Sajoeti)也于1934年9月进入新加坡，直到1935年7月遭到逮捕、驱逐，一直在马来人之间进行秘密活动。但是，由于当局的严酷镇压，马来人的活动日渐衰退。这种事态与华侨的抗日热情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而迅速高涨、以及利用中华民族主义成为了扩大势力的最好战术一起促使马共暂不实行共产国际的“全民族”路线，而重新确立了华侨路线。 据说，在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1937年8月)后，于1938年2月举行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持的“拥护国际和平运动大会”，会上提出了下面这些口号。
(1)清除一切掠夺者及托洛茨基分子；
(2)打倒威胁国际和平的日本法西斯；
(3)取得支那民族的解放与自由；
(4)抵制日货。
将掠夺者和托洛茨基列在一起是斯大林推广的想法，且不去考虑。这里重要的是第3点。
1938年4月召开的马共中央常任委员会对形势做了如下分析：
法西斯侵略势力与和平势力的斗争日趋激化。尤其是日本法西斯势力加强对中国的进攻，对马来亚的安全带来了威胁，激起了马来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气势。而且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也加强了马来亚人民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信念。特别是占总人口一半的华侨与中国的直接的民族、家乡的关系和观念极为深厚，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祖国的反感更加强烈。
该常任委员会所采纳的纲领主张建立包括各民族、党派、阶层的“马来亚人民统一战线”，共同制裁日德意法西斯侵略集团，实现民主的政治制度，改善军事行政(马来亚士兵和英国士兵的平等待遇等)，要求英政府禁止为日本法西斯筹集武器、资材、粮食，拥护苏联等，同时在第七项中提出“援助中国的自卫战争，停止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运输、开采铁矿、进行橡胶采液及其他作业，实行抵制日货运动，募集义捐款，组织慰劳队和国际义勇军，积极援助中华民族将日本法西斯驱逐出中国 ”。进而，在同年7月的马共第4次执行委员会上采纳的斗争方针是，要求英政府明确反法西斯，“为了加强华侨统一战线，以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来解决华侨劳资关系”。
7月30日，马共的外围团体“马来亚抗敌后援会”(抗援会。后述)的5名常任委员(黄)耶鲁、洪涛、吴天、(戴)英郎、(王)厌之联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了具有下列内容的公开宣言：
(1) 认为大英帝国是共同反法西斯侵略的我们生国的亲善友邦。为了减少外交上的麻烦和治安上的困难，我们拥护当地政府在中日抗战中采取中立的态度，日本在侵略、蹂躏我们中国，希望当地政府理解我们的合法的救亡活动。
(2) 拥护上层侨领的赈筹义举，愿意密切合作，共同开展救亡工作。
(3) 抗日高于一切，在劳资问题上，不随便罢工，致力于和平解决。资方为求增加生产，以充实国力，尤应尽可能改善劳工生活，并予劳方以从事救国工作的自由。
(4) 全马同胞根据蒋委员长的指导，以及中国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抗战救国大纲，合力统一救国信仰、救国组织和救国行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巩固和扩大马华救亡统一战线。马华180万侨胞不分阶层、帮派、地区，团结起来成为祖国最高当局的后盾。在开展统一行动时，各地筹赈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这是将先前采纳的马共的“斗争方针”加以具体化的内容，由此可知抗援会根据马共的方针实施行动，对马共和抗援会来说支援中国抗日斗争已是最大的目的。
1939 年4月初的马共第六次扩大中央委员会被认为是马共“从秘密的处境到具有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的转折点”。该委员会对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帝在马来亚一方面加强剥削，而在反法西斯斗争方面则产生了动摇。在反法西斯方面与英帝合作，人民的力量仍显不足，因此党必须通过结成各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获得民主权利的斗争，来组织群众”，制定了10项“为了获得民主权利的斗争目标”。在第9项中写有“支援中华民国的民族自卫战”。在同时采纳的“新政策”中认为还没有力量推翻英帝，因此将“获得民主，保障和平”作为党的任务，并随处可见“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难以决定当前是与日本法西斯斗争还是与英帝斗争的迹象。此外，虽然号召各民族的团结，但“中国的民族自卫战”这一表现如实地反映了马共强烈的亲中国倾向
在德苏不可侵犯条约缔结(1939年8月)后不久的1939年9月，马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反战决议”，号召人们反对英帝借口欧洲战加强剥削，进行反战斗争。这一路线转换是由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强令各国共产党停止反法西斯斗争，并未结合马来亚的形势所采取的措施。
接着，1940年2月，马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实施第6次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做出了如下决定:
华侨必须以祖国的抗战为中心。现在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国坚持抗战使全马华侨的上中下各阶层朝向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斗争目标。为此，如果反日、反汉奸是华侨当前斗争的基本目标，马华(马来亚华侨)抗日统一战线能够得到普遍的正确的发展，那么这同时也会带有反帝的性质。马来亚华侨当前的斗争没有直接以英帝为主要对象，因此华侨在反帝统一战线中没能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将来的发展中，将会随着各民族解放的热潮转为主导地位。同时，号召马来亚(马来之误)民族进行民族独立运动。他们的斗争对象就是压迫、剥削他们的英帝。同样也号召印度民族与英帝作斗争，响应祖国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热烈支援印度民族的解放运动。这个决定将会纠正无视各民族特殊性的以往的缺点。
这完全推翻了先前的“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的理念，“根据现实情况”，分开进行斗争，即：华侨支援“祖国”中国的抗日战争”，马来人在马来亚进行反英斗争，印度人支援“祖国”印度的反英斗争。这里说“抗日救国”时，“国”不是马来亚，而是指中国，而“汉奸”一词则表明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成为反汉奸斗争对象的是与中国关系淡薄的马来亚出生的华侨(杏吝)，当然“ 受害者主要是吝吝华侨”。可以说马共的亲中国至此达到了颠峰。
此外，根据1940年3月英当局查收的马共文件，马共当时的目的是妨碍马来亚政府机关、动摇亚洲籍民众和英国籍民众的士气、煽动人们怨恨英帝、以罢工破坏马来亚经济。尽管党中央把方针转为重视抗日战争，但现实中反英斗争依然以相当大的规模展开着。
日德意防共协定缔结(1940年9月)之前，党中央制定了如下“华侨救运策略方针”(华侨救国运动战术方针)：
(1)华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利用所有公开手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取得救国运动的合法性。打倒日帝及汪(精卫，下同)派汉奸，为祖国抗战的胜利而斗争。
(2)华侨工人的罢工应该停止。今后，罢工的对象应该集中于帝国主义的咽喉及汉奸汪派资本家。
(3)抗援会(1937年8月成立)由于妨碍救国运动的合法性，因此需解散后重组为符合大众觉悟的各种抗日组织。
(4)为了改善救国运动的环境，必须停止反英活动。应该指导自发的反增税运动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在援英运动中保持中立。
这一方针是根据1940年7月或同年9月由中共送达的国共合作、停止反英斗争的指令制定的。在这里，马共的眼睛也完全朝向了“祖国”中国。停止反英斗争并非马来亚国内形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为了加强“救国”(中国)所需要的。
根据回到中国的华侨近年来归纳的记录《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抗援会是响应中共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当地的革命组织(即马共)的领导下成立的半公开的组织，最高领导人是戴英浪、王炎之、粘文华等马共干部(如后文所述，3人当中王、粘也是中共党员)，会员达2O一4O 万人。但是，1940年2月马共中执委为了合法地继续救国活动，决定解散抗援会，建立新的各种抗日组织，并继承其活动。顺便提一下，日本的战时报告书也认为中共组织了“马来亚各界抗敌抗援总会”。此外，根据上述的《选辑》，以往被认为是国民党派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部队”(简称“民先”)也是在1937年“9．18”事件6周年纪念日根据中共的指导成立的、由中共领导的秘密组织，1939年以后马共内部增加了该党党员。《选辑》还叙述到，“民先”顽固地坚持不介入马来亚的革命斗争，但因遭到英国当局的严酷镇压 (干部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进行间谍活动等)而受挫。
可见拥有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抗日组织与其说在马共的领导下，不如说是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可以说，这些事实显示了马共与中共的关系之深和马共亲中国之强烈的背景。
1941年6月德苏战争开始，7月，马共第7次扩大中央委员会召开，决定建立马来亚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保卫苏联、中国，支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此，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被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而暂不作为当前的战术目标。
关于是否应该将英国作为主要敌人，据说短期内经常推翻相关决定，这种混乱状态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日军进犯时，街上“彻底抗战”(援英)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英)的传单竞混杂在一起。
如上所述，日军进犯前的马共路线的变化和动摇不用说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斯大林体制的确立而使马共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一样成为了共产国际(直接地说是苏联)的外交棋子之一。但是，由于极强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马来亚的现实斗争受到了忽视，为此很容易遵循其他国家(共产国际或中共)的指令，这一点也不能否认。
二、战前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人
1．南洋共产党
关于南洋共产党(以下简称“南共”)及初期的马共领导人，除了认为1925年在广东接受丹•马拉卡的邀请进入马来亚、1931年6月与法国共产主义者杜克洛一起被英国当局逮捕的Fu Tai Keng(Fu Ta Ching)以外，几乎无人知晓。但近年来杨进发根据对居住在中国的原有关人员的采访调查等，做了接近整体状况的珍贵的研究。另外，Fu Tai Keng的汉字在战时的日军资料中写成“符大经”，在中文资料中是傅大庆(Fu Da Qing)，杨进发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本文拟使用傅大庆这个名字。
以下主要根据杨进发的研究记述一下领导人的情况:
中共派到新加坡的密使——5名中共党员作为党总委员(General Committee)担任了核心领导。
潘先甲于1926年进入马来亚，负责设立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洋总工会后，1927年临时回国，后又被派遣到马来亚。
杨匏安在留学日本后，于1921年在广东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1月逃到新加坡。南共成立后自愿回国，但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处死。他的日语也很好。
‘张洪成、即黄德才。儿时进入马来亚，1919年被英国当局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当作危险分子。1920年赴爪哇领导劳工运动，1924年被荷兰当局强制遣送回中国。1925年在福州加入中共。他在南共除了担任书记、总委员外，还担任军事委员。
张玉楷在广州起义时越狱，2月因策划暗杀访欧途中拐到该地的国民党干部伍朝枢而被捕，3月被判终身监禁。
关于“在当地参加”的8个人，其特征是全体成员都是海南人。但是，本人出生于海南、后来前往马来亚的只有王月波和詹行祥，其他6人也有可能出生于马来亚，但杨进发未作任何叙述。马业炳和王月波在20年代都是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他们通晓马来语，负责与阿里(Ali Majid)、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等马来籍领导人联系，并于1929年8月与另一名华侨、阿里等3名马来人一起作为马来亚代表出席了前述的上海“泛太平洋工会会议”。此外，1928年1—3月许多总委员或被捕或回国后，詹、马、陈绍仁与黄默涵一起被任命为新的总委员(杨留任)。黄出生于海南岛，后前往马来亚(时期不详)，1929年10月被强制遣送回中国。1931年4月又与杜克洛一起先后被共产国际派往新加坡，但与杜克洛一起被捕(英国治安当局事前得到情报，人境后不断严密监视其行动和交友关系)，1932年死于狱中。
关于这一时期马来亚共产运动领导人中海南人特别多的原因，杨进发指出了以下几点：
(1)当时的海南岛热心于教育，夜校特别发达(在马来亚，夜校也成为了运动的重要据点)。
(2)1925年以来，海南处于国民党左派的统治之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将海南人密使送人马来亚。
(3)由于1927年的国共分裂与广州起义失败，几千名海南人共产主义者到马来亚避难。 (4)他们是华侨社会的少数派，其内部很团结。
(5)他们经济、社会地位很低，大部分是下层工人。
(6)有家庭的人很少，容易活动。
(7)留学黄埔军校的人很多。
顺便提一下，根据台湾研究人员的研究，国民党马来亚支部从1912年成立到20年代末，其大部分党员是海南岛出身的工人。其原因有，海南人是热心的孙文支持者，大多数是工人，他们支持孙文的反商人主张(排除商人的中间剥削)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年,103—106页)。
从1929年6月到1930年4月马共成立时，南共最后的3名常任委员有着下列这些简历：
吴清于1921年在海南岛海口参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进人黄埔军校，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前往新加坡，担任南共书记，1930年4月马共成立时成为该党组织部长，但同月29日被捕。被判2年徒刑(实际服刑大概只有1年)后被遣送回广州，在广州被国民党政府处死。
傅大庆生于江西省，1924年留学莫斯科，毕业于孙逸仙大学，回到广东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秘书兼翻译。1927年底参加广州起义后，1928年临时在新加坡避难。1929年初又前往新加坡，就任南共宣传部长，接着担任马共宣传部长。1931年6月，与杜克洛一起被捕，1932年被强制遣送回国。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北京被日军处死。
傅大庆
林庆允是海南出身的工人，南共中央常任委员，在1930年4月马共成立时任中央执行委员，首任马共书记黎光远被捕后任该党书记。1931年6月1日杜克洛、傅大庆被捕时由于身在槟城逃过一劫，以后仍在槟城活动，并辞去了书记职务。
以上是南共主要领导人的简介。他们都是中国出身、尤其海南出身者较多，最高干部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后有时以临时避难的形式进入马来亚(主要是新加坡)等。他们的目的之一是加强革命运动的实施。说起来，其必然的趋势是更加重视扩大对中国抗日运动的支持、以及国共对立时扩大对中共的支持。
2．马来亚共产党
根据杨进发的研究，建党大会时的代表有20人，11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选出了由3人组成的常任委员(由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组成)。11名中央执行委员的简历如下所述。这里将对各位领导人稍加详细的探讨:
苏丹•朱纳因、即阿里如前所述是为了做马来人的工作而加入马共的印尼共产党员，作为马共中央委员只是在英国当局的文件中出现。据笔者所见，以前在马共本身的文件中并未出现这个名字。但在最近出版的马共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中有以下这些记述：印尼大革命失败(1926年)后，逃到了森美兰州，在马来人中进行秘密活动。战后成为马共森美兰州办事处的1名代表，也是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该州支部负责人，但后来被遣送回印尼，受到了苏加诺的欢迎。1953年印尼共产党(PKI)主席艾地在莫斯科与马共人员会面时，马共方面告诉他已恢复了朱纳因的党籍，印尼共产党也在主席回国后恢复了其党籍。50年代末病逝。 (单汝洪《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 第163、195页)
前面已叙述到，1936年邬炽夫作为党内反对派被肃清。邬于1900年代中期生于广东大埔(以客家的家乡闻名)，1925年加入共青团，接着加入中共，1927年的“4.12政变”(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后前往马来亚，加入南共、马共。1931年被选为马共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时就任该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南洋反帝大同盟”秘书长、“马来亚反帝大同盟”筹备处负责人(秘书)。
陈子彬1910年生于福建龙岩，1929年前往槟城，以林岩、一萍等笔名进行了文艺活动。1935年至1938年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在彭亨、森美兰两州流浪(这也许是指脱离马共后的不安处境)。根据张明今所言，他接替邬成为了“南洋反帝大同盟”秘书长，但因邬被害事件退党，其后回到中国。根据马仑所言，他于1940年回国，原打算去抗战的中心“西北高原”，但却在重庆停留了6年。战后， 1946年又来到马来亚，为《现代周刊》(槟城的左派杂志)写稿，但1949年最终还是回国了。 b 蔡白云生于新加坡的福建籍商人之家，1937年初由于抗日运动被英国当局逮捕，拘留半年后，同年底率领一队青年前往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工作。1938年8月作为中共“海外工作团”副团长奔赴印支各国。1940年暂时前往香港，在中共华南分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43年重返印度支那进行抗日运动。在战后的1946年，他在西贡对华侨进行中共的宣传工作时病死。1984年被中国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越南华侨烈士)。
蔡长青{蔡白云}
刘登乘因与邬炽夫结盟，事件后便被革除书记之职，逃回故乡大埔，改名为刘德和，并加入了中共。但由于莱特领导下的马共中央以临阵逃跑罪永久地剥夺了刘的党籍，并把此事通报给中共，中共也在1940年前后将刘除名。其后，刘在广西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死于狱中。
林德(“林德”是台湾出版的书籍中的音译)也没有在马共本身的文件中出现。无论是共产国际派遣这一点，或是派遣的时期，还是会数学或国语这一点，都与莱特相像，但真相至今仍然不祥。
关于莱特，已经有很多记载。一般说法是，他1934年底来到马来亚，1935年进入马共领导班子，1939年就任总书记。马共本身也认为，“1935年他利用党内的混乱，伪装成第三国际的代表潜人党内，1939年篡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1966年有人发表了“1931年从新加坡码头工人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青年领导人，马共中央与之接触时，他称是第三国际派遣的莱特。以后他便迅速地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之说，但未能推翻一般说法。张明今认为莱特是 1937年成为实际上的党的领导人的。马来亚占领期间的日方资料将战前马共最高领导人莱特记为黄绍东(越南语为Hoang Thieu Dong)，但研究马共的最基本的文献汉拉恩的著作中仅有简单的记载，说黄绍东是“3O年代初期的领导人”，不是把黄绍东，而是把Huang Na Lu作为莱特的别名。Huang Na Lu应该是汉语或日语文件的翻译者黄耶鲁(Huang Yeh Lu．Huang Ya Lu)的“耶”误译为“那”的结果所产生的名字。显然莱特=Huang Na Lu之说是双重错误。
莱特
马共战后的机关报《民声报》(1948年3月6日)就战前被强制遣送回国的马共领导人，列举了郭戈奇、王厌之、戴隐郎、粘文华的名字。此外，前述的《选辑》认为戴、王、粘3人就是抗援会的中央领导人。以下以这些领导人为中心探讨一下他们的简历。
根据当时的日方文件，王炎之(王厌之的别名)、粘文华、黄耶鲁、辜俊英于1937年7月由中共派遣进入马来亚，但有人认为王、粘、黄进入马来亚的时间实际上比这一时间要早1—3年。
王炎之——本名是王宣化，生于福建省南安县，1914年前往菲律宾，1917年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商学系，1921年回国，1923年前往新加坡设立了“南洋影片公司”(影片为相片之意)，1928—1930年留学于东京大学(因此能读写日语)，1931年回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共。1934年又前往马来亚，在霹雳州州府怡保担任华文报纸《中华晨报》的总编，之后转移到新加坡领导抗援会。1938年8月被英国当局逮捕，同月被强制遣送回国。自193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54—1980年)、全国归侨联合会(侨联)委员(1956—1980年)、福建省侨联副主席等。日方资料认为马来亚的王炎之是“最恶劣的抗日团体的首领”。
粘文华——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30年加入中共，1935年成为了泉州特别支部书记。1935年6月前往新加坡，在抗援会担任“党团”书记。1938年与王炎之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回国。以后在泉州等地继续进行抗日运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任厦门市工委书记、福建省总工会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常委等职。这里所说的“ 党团”不知系指何意，但如后文所述，粘文华并没有成为马共书记，因此大概是指抗援会内的马共机关。总之，可以想见粘在马共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日方资料，粘是“隶属于星州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暴力集团的头领”。
粘文华
戴隐郎——即戴英郎，他生于吉隆坡，20年代中期留学于上海美术学院，30年代前半期回国，作为作家和画家在“星州(新加坡)业余话剧团”等工作，同时成为了抗援会的最高负责人。1940年2月被英国当局逮捕，同年5月被强制遣送到中国。其后以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份活动，后来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1986年在杭州去世。
郭戈奇——近年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根据该回忆录，郭在1940年以前就很想奔赴延安，但组织(大概指马共)要求他继续在马来亚斗争。通过与先去延安的同志通信，更加坚定了他去延安的决心。1939年冬被英国当局逮捕，受到半年监禁后，被强制驱逐出境。1940年6月前往香港，同年底抵达延安。
关于辜俊英——在前述的《选辑》中也记载他作为“抗援会”负责人、新加坡抗援会负责人之一1938年8月与王、粘、苏棠影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回国，因此大概是马共领导人之一，但具体情况不祥。根据日方资料，辜被强制遣送回国后，在福建被国民党政府枪杀。
根据前述的《选辑》，苏棠影是抗援会的负责人，也参加星州业余话剧社。根据日方资料，他是“民先”的“隐蔽的领导人”。
1938年8~10日王炎之、粘文华、苏棠影、辜俊英的逮捕和强制遣返当时被称为“四君子事件”。
黄耶鲁——(19 13一)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作为半工半读的穷学生进入厦门大学的当年，发生了“9.18事变”，便投身救国活动。黄本身和中国方面的资料都说黄是中共党员，他参加“反帝大同盟”是显而易见的，逃亡国外(1935年)是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经由缅甸、米里(沙捞越)，1936年进入新加坡，一边从事教职，一边参加左翼活动，主要担当文化工作。1938年加入马共，同年7月在马来亚抗敌后援总会正式成立大会(如前所述，抗援会应该是在1937年8月成立的，但1938年7月以前只是各州的组织)被选为5人常务委员之一。同年秋天，成为槟城的《光华日报》记者，领导马来亚北部的抗援会。1941年5月被英国当局逮捕，在日军南下马来半岛的同年12月被释放，担任促进华侨义勇军成立的工作。日方资料记载，“他是报纸杂志的撰稿人，是新加坡文化界异常活跃的分子”，“在马共中央干部中最有知识”。
在与黄耶鲁一起发表“我们的态度”的4名抗援会常任委员中，英郎(戴隐郎)、厌之(王炎之)已在前面叙述过。洪涛是辜俊英的别名。吴天本名是洪为济，1913年生于江苏省。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但因“9.18事变”后参加救国活动被开除学籍。1935年留学日本，1936年进入马来亚，在新加坡、森美兰担任教员，同时以“叶尼”的笔名执笔了许多抗日戏曲和评论，成为了抗日文化活动(尤其是演剧活动)的一名中心人物。1939年回到中国后，作为剧作家、演员活跃于上海，晚年移居广州，1989年去世。前述的《选辑》记载，“1939年吴天等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被驱逐出境，抗日救国运动受到了打击”。
杨少民(肖明)——作为1939年任马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老革命家出现在《选辑》的战前马六甲抗日运动的回忆录中(第480—483页).前后的经历不祥。小中、林江石在开战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他们同样出生于中国，幼年时期前往马来亚。
如上所述，30年代后半期，“大东亚战争”开始前的马共领导人大部分出生于中国，即使是马来亚出生，也是留学中国的归国者(戴隐郎)。其中，王炎之、粘文华在进人马来亚前就已经是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可见是中共为领导马共而派遣的。郭戈奇不知是生于马来亚还是中国，但他自己说，他一面在马来亚活动，一面很早就热切希望前往延安。而且，受到英国当局逮捕、强制遣返的原因都是过激的抗日运动(英国害怕日英关系恶化)。3O年代中期的领导人(马共书记)蔡白云生于新加坡，但难以抑制救济祖国的热情，1938年初背着英国当局秘密前往香港，随后进入延安。马共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在此处也显现无遗。
通过对杨进发的研究加以归纳，1930年建党以来的马共书记有以下几位。
(1)黎光远 1930年4月中旬~4月29日
(2)林庆允 1930年5月~1931年5月
(3)符鸿纪 1931年6月~?
(4)蔡白云 1936年~?
(5)莱特 1939年~1947年
另一方面，根据张明今所言，历代书记有如下这些人。
(1)林庆允
(2)闵竞平
(3)刘秉义
(4)蔡白云
(5)刘登乘? ~1935年中期
(6)欧往修1935~1936年
(7)莱特1939—1947年
两者之间的名字和时期有相当大的出入，也有与前述的邬炽夫事件(1936年)前后矛盾的一面，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将留作今后的课题。但在莱特之前，书记只不过是领导人之一，几乎每年都换，而在1939年莱特成为中央“总书记”以后，其地位不可侵犯，独裁体制逐步确立，这些情况是千真万确的。
附：作者简介
原不二夫（Hara Fujio）：1943年生于日本长野县。1967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同年进入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工作。1972年-1974年作为海外派遣员进入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1987年-1989年以海外调查员身份被派遣进入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系担任研究员。1992年-1994年又以高级海外研究员身份回到马来亚大学担任经济与行政学院研究员。1999年离开亚洲经济研究所，出任名古屋南山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 原不二夫通晓日文、英文、中文和马来文。在亚洲经济研究所任职时期是担任地域研究部门主任研究员（教授），曾三次被派遣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马来亚大学作实地考察研究工作。为了要了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合作，他于1993年春到中国汕头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所及海南大学人文科学院作访问研究。 他主要研究课题是马来西亚的日本移民和马来西亚华人问题。著作颇丰，以日本文撰写的编著有《英属马来亚之日本人》，《东南亚的华侨与中国：中国归属意识华人意识》和《马来西亚抗日文学选》等六种。以英文撰写或编著的著作有四种。1991年与崔贵强合著《新加坡亲中国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一书。在马来亚大学担任研究员时，曾邀请马来西亚多位学者撰写有关布米普特拉和华人企业的问题。1993年主编《马来西亚商业集团的形成和重组》，1993年又主编《马来西亚布米普特拉企业和马来人华人经济合作》一书。1997年又出版《马来亚华人与中国：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7》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十余篇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论文。1998年12月以中文发表《抗日战争时期的马来亚共产党干部》一文刊登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二期。
原不二夫被认为是日本研究华侨华人的杰出学者，是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研究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