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修国王”驾到？

近日又出现了怪事，一群10来人左右打着“狼牙修群岛帝国东方黑色旗帜”组织名号的成员突起而来欲闯入皇宫，警方援引《刑事法典》121B条文涉嫌向国家元首宣战之罪名，逮捕归案展开调查。

稍有留意面子书动向的，其实这个所谓“狼牙修帝国”组织较早前就上传照片，宣示“主权”了，只是没人当真而已。这种组织可能是出于玩笑，或之前自称什么“马六甲-霹雳苏丹”合法继承人的玩意而已。更有趣的是，有网民还架设了嘲讽该“国王”的面子书页面，“赞”者已达上万人。

这位名号特长的“国王”（“端姑苏丹拉惹美荣马哈旺沙二世@原吉打苏丹@原大马最高元首@马来群岛国王@拉惹乌笃山阿拉阿基鲁扎满法沙二世和狼牙修群岛帝国东方黑色旗帜合法继承人”）发表了“宣言”，宣称“圣战参谋指挥阵线”是合法代表“狼牙修群岛帝国”宣誓主权，千奇百怪、扑朔迷离，尤其是吉打、大马、狼牙修、宗教色彩混作一团，不禁使人怀疑这些人是邪教组织，还是些不正常人士。

记得去年发生过一对男女持刀硬闯首相官邸，结果女的致伤、男子则遭击毙的离奇事件，该名男子自称是末日前降世的“救世主”（马赫迪）；而这支自称“狼牙修”的则在凌晨只带了黑色旗帜和一些文件，并无武器在身，但其“国王”也自称马赫迪。

更玩味的是，古国狼牙修其实是个兴都教王国，Langka和斯里兰卡的Lanka一样，梵文是指“辉煌的国土”，sukha则是梵文“幸福”的意思；地理坐落在泰南及吉打一带。狼牙修自古与中国各王朝有邦交关系，古迹文献也遍布该国事迹，但至今仍有许多争议。再者，大约千余年前左右，吉蔑人势力遍布中南半岛，早期居民以信奉兴都教的吉蔑人为主。狼牙修的创立者美荣马哈旺沙是载于《吉打纪年》的传奇人物，前阵子我国拍摄了有关他的电影，实在无处不神话，很难断定是否史实。

但很肯定的是，吉蔑族称霸的时期于大唐时期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马来族的三佛齐帝国（Srivijaya）之兴起，该国信奉佛教称著，狼牙修一段时期也盛行佛教，兴都佛教文明原本是伊斯兰教抵达前，在马来群岛盛传和发展。随后三佛齐面临南印度兴盛的注辇王国（Chola）远征，注辇国王真陀罗大军称霸马六甲海峡，三佛齐势力衰退，认注辇为宗主国，狼牙修及吉打古国都纳入注辇疆土。注辇不久后衰退，吉打国王于12世纪改信伊斯兰教，吉打苏丹王朝一脉相承至今。

狼牙修的另一部分，随后也被北大年苏丹王朝取代。两国屡次遭受暹罗的侵犯，北大年后期几乎气数已尽，1902年遭并吞灭国。英殖民主最终在1909年与暹罗签订《英暹条约》，将北马受暹罗控制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纳入英国保护地（protectorate），随后于柔佛帝国组成“马来属邦”；北大年、也拉、陶公府等纳入暹罗王国。马来属邦随后在英殖民主的整合下，与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组成马来亚联邦，最终在反对浪潮下重组为马来亚联合邦，直到独立为止。

这名莫名其妙的“狼牙修国王”不知打哪里钻出来的，也不知他是否了解我国源远流长、万千复杂的大马历史，他所要求的主权也不知该从何谈起。笔者总觉得这是一场刻意被安排的闹剧，况且路边社最近盛传不少阴谋论，“狼牙修帝国”或许真的只是笑话，搞搞虚拟的“私人国家”（Micronation）玩玩就好，吁请那位“国王/救世主”别太认真。

光华日报 2013年8月15日

政治恐共症

一部叙述紧急状态时期新村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却被扯上了“亲共”嫌疑，遭到巫统青年团反对和围剿，以展延《王者之风》充理由，借机刁难已被电检局通过的《新村》。

华人新村是反共/抗英（随你爱从什么角度切入）时期，英殖民政府为了切断郊区华人与马共武装分子接触，而强硬把他们集中在一个新聚落，由于新村计划是时任司令的英国森林作战专家哈罗德毕利斯（Harold Briggs）的概念，也称作“毕利斯计划”。由于本国过去反共的阴影至今犹在，当权者又不时刻意炒作威胁其政权者为“共产党”，再部分经过种族化政治处理，造成了我国人民，尤以马来穆斯林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有严重的“恐共症”，凡共产党就是恐怖主义、涂炭生灵，极右分子更把马共与华人混作一块，煽动种族情绪。

而说到新村，深受政治迫害最深刻的固然是华人，若说华人政治思潮是我国最为进步和激进，那紧急状态时期共产党抗英的武装斗争、意识形态对立分裂了马来亚居民，尤其是华人。《新村》电影黄巧力的简介中便指出，这是一部向经历过紧急状态时期被强行迁入集中营的马来亚半岛华人先辈致敬的电影，以便能让世人一同重新审视那段悲壮的历史。出发点和概念都是好的，坏在我国仍停留在“共产主义幽灵徘徊”的气氛，迟迟未能打破历史所种下的仇恨与藩篱。《王者之风》为何敏感？电影当中所演绎的五一三事件便属官方版本，特别强调在野党骚动是暴动的主因，但迄今为止该种族暴动仍旧是“不可说的秘密”，那么究竟该如何区分扭曲或重现历史？

吊诡的是，新村虽发源自残酷的历史背景，却成为了大马华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华裔的家乡源自新村，全国各地目前现存约450个新村，新村的华人便占据了全国华人的四分之一人口。巫青团炒作此番话题，不是似懂非懂既是肆意妄为，也一并抹杀了该电影所要诠释的重心所在。当年集中营的受害者，遭遇的是左右为难的悲惨命运，同时面临着英殖民军警和马共游击队的威胁，夹在中间，里外非人；单凭这一点，不是每年国庆日轮番播放的《武吉哈逢》电影，或亲共、反共便能一概而论的。

极右若要把历史种族化，那更是愚蠢之极。切莫忘记去年闹得沸腾的末英德拉事件，末英德拉便是率领马共袭击武吉哈逢警局的马来人，后来遭到逮捕而就义。马共有一支以马来人为主、由阿都拉西迪建立的第十支队，最初的基地设在彭亨淡马鲁。尤以拉昔迈丁为甚，这名参与了华玲和谈的著名人物，在当时已是马共中央委员。马共在抗日、尤其反殖抗英、为独立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被政治手段抹黑及磨灭的史实。

巫青团团长凯里自圆其说，却不敢直面国阵青年团与中共共青团加强联系的事实。此外，中共也派遣代表团出席了巫统大会，既然右翼种族政党也能与所谓的共产党紧密接触。那老早已签署了和平协议、缴械了投降的马共，何以让巫青团有极度敏感之处？凯里甚至辩称巫统并非伪君子，因为中共已开放市场经济，所以中共和马共是两种不同的单位。笑话了，马共都已投降二十余年，中共就算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拆不掉的生招牌，若非双重标准，难道是凯里常识盲？反正官字两把口，他们说什么算什么，噏得出就噏。

光华日报 2013年8月6日

"Arus Lawan 逆流世代"升格面子書Page!

是真的啦，切莫大驚小怪。。。

“Arus Lawan逆流世代”正式進駐面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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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佳丽与选美

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将於9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深怕触及敏感之故，大赛取消了泳装项目。对於世界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尼来说，主办选美比赛彷佛是种挑战，也是种勇气，毕竟印尼共和国遵循的是世俗宪法，宗教事务秉持中立，而且该穆斯林大国不设置国教，在某种程度上属开明体制（虽说各省市设有处理穆斯林事务的宗教法庭，以及亚齐自治省独有的伊斯兰法庭）。

泳装项目的取消，无疑是降低了宗教因素之门槛，因此今年度大马世界小姐比赛迎来了4名马来穆斯林佳丽参赛，并同时进入20强。4名均为混血儿的马来佳丽当凭着亮丽的外貌和自信，原以为能顺利过关斩将，但主办单位却在临时，唯有遵守1996年2月8日联邦直辖区伊斯兰法规宪报，禁止穆斯林参加选美比赛的宗教裁决（Fatwa），忍痛剔除4名马来佳丽的参赛权。

传统的两大国际选美盛事——世界小姐与环球小姐大马区赛，在90年代中期以前，曾有为数不少的马来佳丽参赛，着名的马来演艺人艾拉法兹拉（Erra Fazira）更是1992年大马世界小姐冠军出身。在往日仍属常事的选美竞赛，在1995年雪州宗教司通过伊斯兰裁决后，马来穆斯林女性从此绝迹於本国各大选美盛事。伊斯兰裁决是伊斯兰学者针对伊斯兰礼仪合法性的宗教裁决，裁决的权力就落在全国伊斯兰法规委员会手中。

宪法明文规定，伊斯兰事务隶属於州政府管辖范围，皇室统治的州属范围内，由苏丹担任宗教首长，没有苏丹的州属则由国家元首负责。而伊斯兰法规（Syarak）非隶属州宗教局，因此向统治者提出法规建议，是州宗教司（mufti）的责任。如何实施宗教裁决，根据2005年《Aliran》月刊的一篇剖析文章，州宗教司等必须召开宗教法规会议，并提呈宪报於州统治者，最高裁决权则落在各州苏丹身上。在《1995年回教刑事法令（雪兰莪州）》下，1997年3名参与选美竞赛的马来穆斯林女性由於违反宗教裁决，遭到雪州宗教局逮捕。

但模糊的法规也禁不住如妙龄小姐丶洲际小姐等选美竞赛，首要条件是这些比赛皆剔除了泳装，马来穆斯林女性被获允许参赛。遭除名参赛者瓦法在《马来邮报》访问中提到，由於总决赛在穆斯林为主的印尼举行，她原本认为穆斯林已被允许参与竞赛和代表大马，可惜事与违愿。另一名被除名的莎拉亦愤而发问：「如果这（曝露身体）是禁止我们的原因，那他们为何不禁止代表国家的穆斯林女体操和游泳选手？」

陈中和博士曾在南方学术沙龙中称，大马官方虽为是伊斯兰教，但是政府并无强制利用伊斯兰法来统治，各族人民都享有自由信仰的权利。虽说如此，但面对宗教管辖事务，我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都无能挽救的状态下，最终将形成宗教与世俗的隔阂，阻碍各族之间相互交际与竞争的环境，无利於建构多元民主的大马。叹息之余，也仅能像大马世姐发言人林安娜的理由般，牵强又吊诡：「大马是个多元族群的国家，我们必须尊重穆斯林群体。」

东方日报 2013年7月25日

陈勇健：“毛主义”与“文革”-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两大标准

*本文是2009年留学南京时期，所撰写的选修课程作业

【摘要】：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发现学生高喊、涂鸦革命口号，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有迹可寻，仿佛就如中国“文革”的重新演绎。“毛派”学生深受“毛主义”影响，模仿中国“红卫兵”穿绿色服装、戴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

【关键词】：“五月风暴”；“文革”；“毛主义”；大学生；知识分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之所以在法国发展最为繁荣时期突然发生，这无疑与60年代卷袭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触即发的左翼学生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月风暴”中参与罢课和示威游行的法国大学生人皆高举红色（倾向激进社会主义）与黑色（倾向无政府主义）大旗，死生呐喊、大学墙壁上涂鸦着“十年了，足够了！”（指当时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自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政府始已任满10年）[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前进，同志们！旧世界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等革命性口号；法国左翼学生组织无论亲法共派、毛派抑或托派，都联合举着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托洛斯基的肖像，“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醒目的毛泽东语录牌[2]有迹可寻，仿佛就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演绎。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对国际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广，而“五月风暴”中为法国青年大学生、知识分子所崇拜的“毛泽东主义”与激进的“毛派”左翼学生组织更是最令人瞩目的。本文将试论它们与“五月风暴”的关系。

“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

“毛泽东主义”（Maoism）本身就是个的模糊概念。虽然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已规定“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s Thought）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于“毛主义”一词则抱有绝对反对的态度，早期更曾反对过党内使用“毛泽东思想”字眼；认为自己不过是“学生”，因而不与“马恩列斯先生们”同列[3]，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拒绝再增加新的主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个人崇拜极度疯狂时期，“毛主义”再次被林彪、江青等人所提及，却又遭到毛泽东本人极力反对。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普遍理解马列主义是来源，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党、人民在中国革命所所建设的思想体系[4]，并非毛泽东一人独自创造出来的思想。

“毛泽东主义”可以是英语词里针对“-主义”（-ism）的直接翻译，美国的中国学专家史华慈把它解释成马列主义“异端”[5]，他认为“毛主义”是指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整个过程中所萌生出的独特思想；又或者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华民族化”，美国左翼学者佩弗认为这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目标所采取的革命发展的策略”[6]。“毛主义”一术语，最初出现是哈佛自由派学者用来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贬义词，“毛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如同美国学者詹明信所强调的-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义,把“毛主义”当成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60年代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是“文革”期间所创造的政治新概念，因此而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在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并生成崭新意义[7]，譬如在“文革”中滥用的刻意庸俗化、扭曲的毛泽东思想，往往成为了法国“五月风暴”中大学生们所熟悉的革命语录与行动准则。

 学生闹“革命”

法国独有的文化气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前来，此时的巴黎已经是个人口密度极高的都市，巴黎大学也只好将新校舍建于郊外，“五月风暴”的首发点-第十大学-农泰尔学院（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便是座落在巴黎西郊。大学城内多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非常单薄，而西郊的富人区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上大学城的封闭，使与世隔绝的学生极其地深感孤独与寂寞；再者是禁止男女之间夜间互访的禁令，叛逆的大学生发奋而起与校方发生冲突，郊外率先掀起学生运动的火苗。首先是激进左翼学生领导的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不满而罢课，再从学生问题辗转到反战（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越南战争）课题；当巨大的革命风潮来临之时，“小团体”（gropscules）与学生组织合作迅速占领了巴黎大学，亲中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栏杆，在所有的入口安排禁戒哨，把校园便成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8]，在校园里关起门来闹“革命”。

这些亲中派是何许人也？在亲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从反斯大林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之下，其内部分裂出了坚持列宁主义的托洛斯基分子与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两大派，也就是所谓的托派（trotskistes）与毛派（maoïste）党派。正统的亲中派虽为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所领导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但在“五月风暴”中毫无任何影响；相反之，受哲学家兼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批青年学生追随者（尤其是毕业生）成了亲中派，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自称“毛主义者”，公开打出“毛主义”的旗号[9]。亲华派某些人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联系和训练活动，并拥有一支精通粗木棍和铁杠使用技术的纪律严明的纠察队[10]，外号“青年列宁联盟”（l’UJ）的主张反苏修、阶级斗争的极左学生运动分子。

随着校园示威逐渐猖狂，无奈大学只得通过警察来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后的结果是六百人被捕及巴黎大学暂时关闭，这一举动却促使了学生运动的扩张，以至骚乱波及了整个巴黎，学生上街示威、高唱《国际歌》、筑起街垒、与警察展开街头战斗等；巴黎的大学生与教师举行了万人“长征”示威游行，于13日占领（学生们声称“解放”）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Université Paris IV-Sorbonne），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在校园内创造了“公社”。14日始，法国工人阶层也响应了运动，工人们集体罢工甚至控制了工厂；若说示威学生的人数是六十万中的一万是小数，那么加上巴黎六十万劳工、迅速蔓延全国参与罢工的工人共多达一千万的绝大多数，确确实实的“星火可以燎原”，总统戴高乐终于慌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左翼政客的不妥协与不让步迫使法国政府调动了宪兵警察、坦克与伞兵部队进驻随时准备进行全面镇压；然而学生运动的失败并非受镇压，而是国人对近一个月来完全激化的、失控的暴动局面感到失望及厌烦，30日当天，右翼势力召集百万人展开支持戴高乐的游行队伍前进总统府，戴高乐以无线电传播发表反共演讲和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以及声明自己不隐退，继续参与下届总统选举。

进入六月后，学生运动开始面临退潮局面，政府公布正式取缔十一个左翼组织，特别是在五月风暴中起主导地位的四个学生组织[11]，警察随后驱逐了占据大学与大街的，学生们停止暴力反抗，罢工工人们回到工厂，“五月风暴”的乌托邦就此无声无息般地幻灭了。

学生群众中的所谓“毛主义”

中国“文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时，法国的大学生们也刮起了反抗戴高乐政府的“五月革命”（“五月风暴”的另一称呼），从学生们举标语牌、手握“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展开罢课、校园墙壁贴大字报、搞大串连等举动，貌似法国学生是刻意在效仿“文革”初期的特殊学生群团组织-“红卫兵”（Gardes rouges）。学生运动的组织派别众多且松散，“毛泽东主义”虽然只是众多意识形态的其中一部分，但其独特的“革命”性质在法国学运分子心中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巴黎大学-索邦学院被学生占领并成为“公社”后，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的画像一起挂满了校园的墙壁，晚上举行辩论大会商讨罢课、废除考试等问题，学生们尽情喊叫、唱歌，闹得不亦乐乎。校门口兜售的左翼党报、地下出版物、书籍中，法文版“小红书”（Petit Livre rouge）《毛泽东语录》因而成为畅销书[12]，左派小报则以“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影响最大；尔后大学图书馆更是改名成了“毛泽东图书馆”。

至于信奉“毛主义”的学生（大多数以“毛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为主），他们几乎模仿透中国“红卫兵”穿起解放军的绿色服装、戴绿色军帽、胸前别上毛泽东像章、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其实，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这是由于藉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批判与颠覆，恰好为青年们提供了榜样；并且借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宗旨，于是愤怒、苦闷的青年在“文革”与“毛主义”找到了最有利的参照。反叛青年与知识份子在骚乱中偶尔被定义成是“反社会运动”的一群人,但他们却十分知晓“毛主义”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们愿意与走上街头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展开抗争，例如“文革”时期“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干部、知识分子等回到农村和工厂，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也许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传统[13]，他们渴望激起的犹如革命般的巨大浪潮，因此而激情地拥抱并信仰的“想象中”美好的“毛主义”。“毛派”份子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动一场同“毛主义”运动、与文革全然的运动，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看到的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14]。

 亲中派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

由于一面倒向苏联意识形态的法共自转向议会路线始，对反战运动及工人阶层的不满等社会问题一直不为所动，尤其是过于偏袒苏联修正与官僚主义所致，于是党内部的一些亲中共的或是不满法共做法的知识分子试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去寻求真理[15]，其代表人物就有亲中派的法共党员路易.阿尔都塞等。亲中派从法共分裂并于1967年自组法国马列共产党，学生组织方面追随阿尔都塞的学生们自1966便已成立了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论著明显是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保卫马克思》一书便引用了毛泽东思想作凭据，虽然不公开支持“毛派”，但早期跟随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都造就了亲中派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成员。不过，阿尔都塞与“毛派”始终反对学生领导革命，因为学生多为小资阶层既又缺乏群众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成立并得到胜利。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时，当工人群众决定走上街头抗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混入工厂动员工人，为工人大罢工起了很大作用。若说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件常事，然而“毛派”学生的宗师阿尔都塞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缺了席。

相较阿尔都塞，左翼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与伴侣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学运爆发后合作建立了学生后援委员会，号召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出于“道义与物质上支持学生与教师的斗争运动”[16]，随后萨特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后高度赞美“革命”，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专政，表示“…真正的问题是找到把他们的斗争与劳动阶级的斗争协调起来的途径，尽管动机不同，涉及的却是同样的斗争[17]”，这点与“毛派”分子的马列主义原则的走“群众路线”十分相似。萨特与阿尔都塞一样不把自己归类为“毛派”，也许如此大多数学生们才会普遍认同萨特为思想与精神“领袖”、奉其存在主义经典为指导造反的理论基础。在巴黎大学“索邦公社”的演讲上他谴责了法共的现行政治体制，无意间透露了他略有亲中国（反苏修）的倾向。

结论

    纵观“五月风暴”发生的整个过程，如此激烈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与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与60年代爆发的学生运动显然另有区别的，主要是法国就经历强烈的“法国革命传统”，却是基于且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特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即没有美国那种反战、嬉皮士文化、种族与性别歧视、激进学生企图发动“内战”等的极端复杂，亦无英、德般有浓厚保守主义背景色彩的国家。相比较起欧美国家，政、经稳定繁荣的法国一直是右翼为主的“强人”主导政府，如“五月风暴”般的左翼运动基本上是不符合法国国情的，然而它却意外地发生了；就连戴高乐本人都觉得惊讶，“风暴”因而使法国政府一度瘫痪、经济损失严重。作为“小资阶级”文化群体的学生站起来颠覆“（资本主义）文化”而闹“文化革命”。没人敢确认前因后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异化的旧社会与价值观”[18]使得学生沉迷于崇拜革命以及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厌恶，寻求精神与物质上的“解放”；劳动者认为公会不再保证工人利益、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与竞争激烈使工人承受过度压力，学生与工人都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同情。如此看来，“五月风暴”的一触即发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被一场突起而来的“风暴”袭击后，左翼所遭受失败的另一面却是胜利，法国政府立即采取安抚和有利人民的政策，如工人工资上涨率达30%；教育改革的实施使大学更具独立性，扩展、增建校舍，使更多人有入学机会等。而“五月风暴”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国人挺“右”立场支持戴高乐，执政党于1968年6月大选中大胜，戴高乐连任至1969年4月公民投票的失利而自愿隐退，“戴高乐时代”由此结束。至今法国人不曾忘记“英雄”戴高乐的功绩，即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坚决保护法国独立性与民族自主性而退出北约，特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邦交，是奠定中法合作关系的第一人。

知识分子则以萨特为例，仍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向左转”，他接手主编工作并亲自贩卖“毛主义”的《人民事业报》、于1971年发表《为人民的正义性》支持左派斗争、1972年为《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一书写序言指出使用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暴力应当使用暴力、与“毛派”分子下乡下厂、1974年发表《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的政论演说和谈话集等[19]，萨特认为自己的斗争不只限于法国，而是是世界性的斗争，正如“毛派”分子所认同的毛泽东不只属于中国，甚至属于全世界一样的道理。对左翼运动抱支持态度的法国-瑞士籍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于马克思主义影响，常把政治思想注入自己的影片中，由于他极度憎恨资产阶级和力挺反战，于1967年拍摄了以一群背诵“小红书”、批判美帝国主义、身穿“红卫兵”服装的狂热青年人的《中国人》（La Chinoise）；以及于1972年与当时深受“毛主义”影响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合作的“毛派”经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整部电影传达了鲜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阶级斗争等。另有一部则是左派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于1973所拍摄的政治讽刺喜剧《中国人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其目的是希望法国人民尤其是当年深受“毛主义影响”青年一代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以搞笑方式呈现和反映“五月风暴”犹如一场在法国发生的“文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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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高乐于1958-1959年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理，1959年以绝多数选票当选第五共和首任国总统，1965年连任。
[2] 万家星：《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第5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261页．
[4] 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第107页
[5]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导言。
[6] 麦克莱伦等：《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7] 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第63页。
[8]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9]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0]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1] 它们分别指科恩-本迪领导的“3.22运动”（Le Mouvement du 22 Mars）、雅克.索瓦热奥领导的“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UNEF，亲法共）、阿兰.克礼文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托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m-l，亲华派/毛派）
[12] 其实早在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于法国一共再版了四次，印数已高达数百万册之多。
[13] 滕凌：《法国五月风暴与法共、毛派和托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2期，第76页。
[14]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2月号。
[15] 熊昭霞：《“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7期，第198页。
[16] 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7] 让松：《存在与自由-萨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223页。
[18] 张富良：《法国“五月风暴”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第48页。
[19] 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254-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