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独立、自由、文明和富强，二十世纪中国曾经成为各种主义、思潮、运动和体制的试验场。其间，它们有些消失了，有些融入后来的集体行为，有些零散了，有些潜藏了，但不管怎样，它们毕竟是中国人曾经做出的努力，渗透了中国人当时的智慧和责任，记载了中国人曾经的经验和教训。民族民主
——编者
从世界范围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形成或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运动和一种政治党派。在二十世纪初和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达到了两个发展的高峰，而在此期间尤其是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面夹攻，处于非常不景气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冷战结束后苏联阵营瓦解，历史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场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坛的主角。旧千年即将过去时，大多数欧美国家都是由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执政。
社会民主主义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曾是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多政党和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正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中国政坛上的命运却十分不济。在前半个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始终扮演非常边缘化的角色。１９４９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连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都被归于反动和反革命之列，成为“打倒”和“专政”的对象。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开始重新浮出水面。
一、强势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三大流派
大同思想在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悠久的历史，社会主义思想则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它的目标是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不是返回“三代”或“失乐园”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的作者柯尔将法国大革命作为研究现代社会主义的起点。据考证，“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１８３２年法国圣西门派的期刊《地球报》上。（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７页、第７～８页）
恩格斯认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３页）到了恩格斯所说的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社会主义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清晰面目和基本诉求。然后就是蒲鲁东、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时代，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和社会实验进而发展为社会政治运动。
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组织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流派：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国际是由信奉蒲鲁东和巴枯宁学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于１８６４年共同建立的，又因为二者之间的矛盾加剧而解体。１８７５年，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携手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其他国家也陆续建立了同一类型的政党，二十七个政党于１８８９年建立了第二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结盟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随后，该党改名为共产党，并组建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此外，还应该提到两个第四国际，一个是作为无政府主义分支的工团主义者的国际组织，一个是作为共产主义分支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国际组织。无政府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现在都保持着自己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政党虽然曾经盛极一时，现在仍掌握着几个国家的政权，却没有一个可以交流思想和协调行动的国际组织了。
虽然无政府主义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蒲鲁东的无政府互助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集体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但他们都把国家视为政治体中产生腐化与不公正的渊薮，认为人类因追求公正而实现平等，社会将由此实现无政府的公共秩序。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认为包括国家、教堂、首脑或经济精英在内的一切具有等级意义的权威集团或个人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对人类潜能的最大发挥有先天的危害性。无政府主义相信人类在创造、合作等领域具备相互尊重、自行管理的能力。他们认为权力先天地带有腐败性质，因为拥有权力的人所关心的注定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威不受威胁，如何永久维持并不断扩展它，而不是其统辖之下的成员的利益。无政府主义赋予了权力不同的概念——以权力共有或权力协作的形式代替权力压迫的形式。这样意味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将被建立在合作与和谐的基础之上。权力将被个人和自主集合的集体所拥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主张最终要废除国家，一方面全面否定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一切国家制度，主张用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一方面鼓吹“工人无祖国”，主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因为马克思与巴枯宁在思想上有不少的共同之处，他们才会在第一国际中共事。
社会民主主义也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主张“工人有祖国”，首先要在一国范围内通过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陈独秀曾说：“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２５３页）１８８８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就采用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他的名言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９页）１８９０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９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向民主制度让步，“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因此，“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脱出来”，愿意表现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末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０９、１９５、７、２３９页）伯恩施坦的主张很快成为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性理论。１９１２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３９７个议席中获得１１０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这一选举结果促进了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在欧美各国的蔓延。
列宁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己则从另一个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论著中，通过把国家消亡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方式，消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原本具有的那一点无政府主义色彩。在现实政治中，列宁与伯恩施坦都是国家的拥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用专政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后者主张用民主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超级国家主义，他们要建立一种有国家无社会、有单位无个人、有纪律无自由的全能主义国家或者说军营式国家。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由于获得了苏俄政府的全力推动，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
三大流派进入中国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参见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梁启超说：“孙逸仙（文）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１０，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专集之七十五，第３０页）１９０５年５月中旬，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同年１０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根据他后来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参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一卷，第２７３页，第九卷，第３５５页）其实，梁启超向中国学界介绍社会主义，并不比孙中山晚。他在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间就写道：“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放任，其实质实主干涉也。将合人群使若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最重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之社会主义》，载《新民丛报》第４６～４８期，转引自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６０页；《干涉与放任》，转引自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７页）然而，梁与孙都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主张，例如后者就把民生主义放在三民主义的最后一位。
在社会主义三大流派中，最早在中国思想界形成气候的是无政府主义。１９０３年，张继翻译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次年又出版了《自由血》，鼓吹无政府主义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行为。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０日，刘师培（光汉）和何志钊（何震）夫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后来也是“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该报称：“本报之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刘师培和张继等人之所以要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是因为中国人只了解民族主义，他们并不体谅人民生活的痛苦，同时也不寻求一次根本的革命”。刘师培表示，讲习会的计划“不仅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要使无政府主义成为我们的目标”。（转引自高慕轲：《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载萧公权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几乎与《天义报》发行同时，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２日，由张静江出资，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在巴黎创刊。其《发刊之趣意》称：“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之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该报宣传无政府主义，标榜反对强权、私产和宗教，主张无国界、无种界。
民国初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和组织更趋活跃，其中特别关键的一位人物是刘师复。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５年，刘师复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与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较完整地阐发了他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主张社会一切财物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废除钱币。人人从事无强迫意义和无限制约束的生产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人人皆可自由取用之；二是废绝一切政府机构，无军队、警察，无监狱，无法律条规，凡统治性的机关一概取消，社会管理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承担。组织公会者也系普通劳动者，无压制他人之权，公会本身也无任何章程或规则以限制个人之自由；三是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设公共养育院抚养婴儿，设公共养老院照料五十岁以上老人，设公共病院调治残疾及患病者；四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权利，无论男女，皆应得最高等的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二小时，至多四小时，剩余时间用来自由研究科学及娱乐，从而使人的体力与脑力得到均衡发展；五是世界大同，采用所谓“万国公语”，使“远近东西全无界限”。（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４０～３４１页）
随后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刘师复曾说：“无政府党未有不主张社会主义者，故无政府主义可兼赅社会主义，社会党则多数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故社会主义不能代表无政府主义”。“中国近日所称之社会主义，已为‘中国社会党（江亢虎发起）所习用，其主张视欧洲之社会民主党尚不能及”。他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以吾意言之，则二氏之言，均为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也。”（转引自郑学稼：《刘师复和他的思想》，载萧公权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第１８１～１８５页）江亢虎原来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１９１０年春，他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游历了日本和英、法、德、荷兰、比利时、沙俄等国，回国后即“倡导社会主义”。１９１１年７月１０日，他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于１１月５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党”。江的提议获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６５～６７页）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
１９１８年，张君劢（张嘉森）随梁启超访问欧洲，对社会民主主义研究颇有心得，并开始积极鼓吹。以至中共建党时的周恩来提出要研究“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后边所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是为了何人？”（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９页）《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１、民主主义运动；２、基尔特社会主义；３、无政府主义运动”。陈独秀则把已经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分为五派：“一，无政府主义；二，共产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工团主义；五，行会社会主义。”“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格斯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格斯；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第三国际刚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它到中国来发展支部时，宁肯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者联手而不愿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事实上，第三国际的代表到中国后最先联系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积极参加了中共的创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指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底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所以陈独秀选择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没有选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之所以说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曾是强势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它的影响面非常广。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西方名流学者杜威和罗素异口同声地向中国人推荐社会民主主义。胡适等人心目中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化”的自由主义，也可以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异曲同工，并不相互排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明确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罗素和拉斯基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而作为实践的榜样，在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１９４０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参见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载《读书》，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甚至连吴佩孚等军阀也曾对它发生某种兴趣。其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共产主义，在其幼稚期以及１９３７年取消苏维埃制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中，表现得很像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五四时期的谭平山指出：“社会民主主义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一卷第五号；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二卷第三号）俞秀松在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０日的日记中，称他所参加的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是“社会共产党”。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新青年》第八卷第１期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陈独秀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才改称“中国共产党”。（参见田子渝：《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载《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陈独秀晚年在《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中说：“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５５、５６０页）说明他最终又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
１９３２年４月，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经过几年的筹备和酝酿，在北平建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１９４６年８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１９４７年８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党章、政纲，选举中央执监委员，正式宣告成立。该党创始人张君劢虽不担任主席职务，却是无可争议的党魁和精神领袖。张君劢、张东荪可谓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下面将主要通过“二张”来了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纲
在《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张君劢概括了国家社会党的三点基本政纲：第一，国家民族本位；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张君劢说：“吾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抑是现在的事象，凡民族利益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能推翻民族的联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３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０页）这里所针对的是中共标榜的国际主义阶级立场。在国家民族本位上，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民党是站在同一阵营的。
张君劢说：“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之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如人人有结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利之过乎其度”。“欧战以后，或如俄之无产阶级专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专政，或如德国一二年来根据总统大权命令励行节缩政策，或如英之联合内阁谋国内意见之一致，其间盖有一同一现象，是曰行政之敏活与权力之集中”。“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１９２９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其三大特征是：“（一）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二）社会确立平等基础；（三）个人保持个性自由。易其名而解释之，则国家握有权力，社会维持公道，个人享有自由是矣。”“修正的民主政治”的锋芒是指向国民党统治的，张君劢指出了造成宪政难以实现的“二大病”：“（一）国民党应统一而不能统一不知所以统一者，为军政为中央行政。（二）国民党不应统一不能同一而硬欲统一者，为思想言论与政治主张。”“他们的政权是分裂的”，“而他们对于党外却是压迫的”。“我们的意思以为必须做到恰正与他们相反：即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节录）》；《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１１～１２、１５、６９页。张君劢：《关于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感想》，载《再生》，第１期；张君劢：《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载《再生》，三卷二号；张君劢：《民主方法》，载《再生》，第１５４期，转引自陈先初：《评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张君劢提出了在抗战时期实行政体改革的具体建议，包括：其一，组织全国一致之联合政府。今日之中国，处于艰难困苦中，故必须“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加之举国一致的政府，不仅适用于目前时期，而且应持续至一二十年之久。其二，加强行政权力。要“抬高行政权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由公民选举产生，其主要职权限于监督预算和议订法律，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权，以更迭内阁。第一次国民代表会议还当拟定五年以内之行政大纲交政府执行，但同时须授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权”，不得随意变更政府之政策。其三，建立文官制度。政务官与文官之界限应严格分清，文官须超然于党派之外。常任次长以下的官员可不因部长辞职而更动，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客之猎官与党派之分赃。”其四，加强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为此，国民代表会议中之议员应规定若干成分须有农工技术或科学家之资格；行政及经济方面的详细计划应由专家制订。“我们于行政总希望能尽量办到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与统一化；但必须在不违背民主政治的原则之下。”为此，张君劢提出了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三条标准：第一，人权之尊重与否；第二，被治者之同意与否；第三，政府之负责与否。张君劢把尊重人权视为民主制度形成之关键。他强调：“民主离不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而只能是“独裁”。（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节录）》，《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２３、５０页。张君劢：《民主方法》，载《再生》，第１５４期；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８年版；转引自陈先初：《评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
张君劢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涵义是：“一、为个人谋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二、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三、不论私有与公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四、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趋于平衡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五、国家为造产之效率增加及国防作用计，得以公道原则平和方法，移转吸收私人生产或其余值，以为民族经济扩充之资本。”（《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３日）》，第８１页）
张君劢把具有上述特征的经济体制又称为“全盘计划的混合经济”，即“把国家资本的经济与私营的经济以及合作的经济制定一个相当的比例，在一个统一计划之下进行”。其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措辞容有不同，而精神则并无二致”。他强调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之不相同”。“共产主义还有两点是我所要反对的。第一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以后，势必都变为官营。第二是一切生产工具属于社会以后则私产制度必是废除了。”“我们一方面因为增加生产的需要太急切，所以不能不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而他方面又不能不设法防止官僚政治。”“国家对于产业只有全盘计划之权，至于经营管理的公务人员不妨即为所委托的同行公会的‘行员’Ｇｕｉｌｄｓｍｅｎ。换言之，即国家依自定的大计划而从事于开发或整理各项产业，但不需有大批官吏为之经管，仅托付于职业团体的各行公会便可以了。”“例如在农业上，则划定耕作单位，把佃农变为自耕农；于是大农变为小农，人人都有土地。在工业上，更可分给工人以股票，则工人便尽为股东。”“本了这个方针，用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政策，累计起来以求达到目的，这便是所谓普产主义。”张君劢当时认为：“与其主张土地国有而农人有使用权，反不如主张土地私有而国家有全盘整理权与支配权并公用征收权”。（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节录）》，第３９页；《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第５５～６２页）他的观点对于眼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弱势的政治力量
社会民主主义以普罗大众为社会基础，而普罗大众通常占人口的多数，因此一旦实行“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社会民主主义很快就会崛起为强势的政治力量，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工党。但是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二十世纪中国，纯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始终是一种边缘化的人物或者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的弱势团体。
民初政坛上的社会党人
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曾经给国人带来宪政民主的希望。上海光复第二天，中国社会党本部即宣告成立，并出版《人道周报》为机关报。江亢虎在成立会上宣布了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各地响应者颇不乏人。据该党自己宣布，至这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当时全国确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国社会党支部，如天津支部干事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又如苏州支部的总务干事是陈翼龙，成员有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协进会等团体一起设在毗卢寺中。在该党党员中，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国社会党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第６５～６７页）
在民初几大政党（后来归并为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之外，中国社会党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政党。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就亲自将他从欧美带回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四本著作：《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地税原论》寄给中国社会党总部，并附函称：“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民国元年时的孙中山，实际上处于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党中间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时人把刚刚进入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称为“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１９１２年春，孙中山对江亢虎说：“对于社会主义深以为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仍申前说拟编辑讲义，定于６月１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此种社会主义学说甚多，不若普通演说数小时可竣事。”这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６日，孙中山如约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连续作了长达三天的报告，专门演说社会主义。（转引自范方镇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的影响》，载“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１９１３年，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视为国民党的同伙，该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亦惨遭毒手。８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了中国社会党。江亢虎称，“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遂辞去中国社会党总代表名义，流亡美国。（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第６５～６７页）１９２０年４月，江亢虎发表该党再造宣言，称作中国新社会党，在北京设本部。（载“北京党建”网站，党史资料·中国社会党）１９２１年６月，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但该党在中国政坛上再没有发挥过民国初年那样的影响，江亢虎本人则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担任了伪“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
“党外无党”与“最严重的敌人”
在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期间，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除中国国家社会党外，还有“改组派”、“第三党”等。
国民党内主持政治与党务的胡汉民坚持推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并且进一步引申为“在训政期间不但党外无党，并且党外无政，政外无党”及“政治与党，即是一事，而非二事……”的说法。国民政府的当政者不允许在执政党外有任何其他政党存在。
张君劢在１９４６年写道：“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第９０～９１页）仅与张本人直接相关的压迫事实，就有：１９２７年，张君劢因名列“反动派”，他所办的国立政治大学被迫停办。１９２８年，他所办的《新路》杂志被禁。１９２９年在上海被绑架。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２年在燕京大学教书，因演讲“一二八”抗战而去职。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４年中山大学请他讲学，却半途而废，据校长邹鲁对他说是有人要暗杀他。１９３５年与张东荪在广东创办学海书院，国民党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该书院被封。１９４１年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学院，也奉令停办。同年被软禁于重庆汪山，两年后始获自由。比起胡适等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张君劢受到的迫害和压力要大得多，不但没有出版办学的自由，连译著都不能用真名出版。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曾将他所译著的书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焚之。在国民党眼里，赤手空拳的张君劢竟也与洪水猛兽相仿佛，所以他一度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好去德国讲学。（参见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载《读书》，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三党”党魁邓演达，更是被蒋介石逮捕后杀害。
中共则接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社会民主党左派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的判断，将改组派之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团视为“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９６～５９７页）仅在中央苏区，从富田事变开始的短短几年里，以所谓“ＡＢ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名义杀害的军民，光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就有十万人之多。（景玉川：《富田事变》，载北京：《百年潮》，２０００第１期）
昙花一现的“中间派”
在抗日战争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均希望中国保持和平与稳定；国共两个带枪的政治力量正处于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中间派……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７３～２７４页）国民党为了标榜从训政向宪政的过渡，也为中间派政党的合法化打开了一点门缝。
１９４１年３月，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１９４２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亦加入该组织，时称“三党三派”。１９４４年９月，该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到抗战胜利时，“民盟”已经迅速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拥有三千名盟员（大都为知识界精英）、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
“民盟”是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阵线，但从罗隆基起草的政治报告及纲领来看，其中心理念和架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由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及三民主义的各种国内外政策大同小异，因此“民盟”没有标榜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强调“中间路线”。张东荪１９４６年在天津青年会一次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１１８期，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７８页）或者按照“民盟”政治报告的说法，“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载《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７７页）
美苏“冷战”的帷幕落下后，国共两党的热战随即大打出手。“民盟”的“中间路线”走不下去了，“中间派”自身也发生了分裂。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以及阶级路线的观念，倒向“新型民主”一边，或者按照对民主自由“多少有无”的掂量，倒向“宪政”一边。合作多年的“二张”分别倒向国共两边，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张君劢至１９４８年便收回了苏联有经济民主的看法，他指出：苏俄的工人只有经济的安全，无失业之虞，但并无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与经济安全是两回事。即使是相信苏俄有经济民主的，也多认为不能为了经济民主而牺牲了政治民主，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樊际昌等著名教授在联合署名的题为《中国的出路》宣言中也说：“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转引自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原来回避谈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怕得罪苏联，现在国家社会党改称民主社会党，就是要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决定对苏联“一边倒”后，因为苏联共产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死对头，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自然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被打入了冷宫。
三、复兴的前景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局面，而这种复兴同时也是一种转型和再造。
“第三条道路”
这里首先要区分前、后“第三条道路”。本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介于自由民主主义与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前第三条道路”）；而布莱尔与施罗德于１９９９年６月发表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共同声明，安东尼·吉登斯出版《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则是鼓吹一种介于自由民主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第三条道路”）。
二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１９５１年６月３０日，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３４个政党的１０６名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一基本纲领通称《法兰克福声明》，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１９５６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明》，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并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则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１９５９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酝酿，制定了新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三项基本价值，称“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这些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这就彻底切断了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观和理论方面形式上仍保留着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摈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残余。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９８６年《纽伦堡纲领》重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根据该党《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５年经济政治大纲》的解释，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互助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同舟共济”、“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和人类友爱的意义”。（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十九章）
布莱尔在“伦理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布莱尔在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就经常用“社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来代替。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学说。”（王学东等：《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载北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他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参见陈林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页）“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既不反对国营企业的的私有化，也不反对适度削减社会福利，更与布什主义者一起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并向伊拉克“输出民主”。
如果以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为一端，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另一端，“前第三条道路”位于靠近前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后第三条道路”则位于靠近后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仅第三条道路的位置在移动，两个端点的位置也在向中间靠拢。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原型已经不复存在，据说是与社会主义最没有缘分的美国，它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足以让某些所谓“社会主义”叹为观止。这即是理论家们早就预言过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趋同论”。这种趋同，乃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
实践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帮助了它们的复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只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社会党组织，党员近千万，当时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只有三十四个。此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欧洲扩及到亚非拉和大洋洲地区，至八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增加到八十八个，其中二十八个党在二十六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到新千年即将来临时，社会党国际拥有成员党和组织一百四十二个，党员近三千万，是世界共产党总人数（除中国外）的三倍多，在三十多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在欧盟十五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外，有十三国由社会党执政或参政；东欧地区也有十多个政党和组织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或非正式成员。（参见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上卷，当代世界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二十章）许多至今仍以共产党命名的政党，如俄罗斯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事实上已经“社会民主党化”。日本共产党曾经是发达国家共产党中最具有原教旨色彩的，但他们也已经认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在发达资本主义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部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多数，在日本建设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７日，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纲，首次表示了对天皇制和自卫队的承认。（“新华网”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８日消息）
民间的呼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重新露头，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
最明显的是中国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和介绍。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陆续出版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九十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此时，人们开始正面地介绍“第三条道路”，并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形态。（参阅王学东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王振华等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陈林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杨雪冬等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冯崇义指出，在时下仍在进行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有趣的是，虽然前者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后者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用秦晖的话说，他们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大学生”网站）
但崔之元可以说是“新左派”中一个例外。他在《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似乎他已经告别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他接着又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拿这些目标与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的刘国凯所阐明的目标比较，其实并没有重大的区别。刘国凯说：“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崇自由外还推崇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杠杆。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民选产生，并较为关注中下阶层的利益，民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就是要尽力使机会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并且从机会平等进而争取结果的相对平等，也就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资本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崔之元在“乌有之乡书吧”的演讲中说：“我提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共同挑战。”尽管他可以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他不会否认自己正在尝试提出一种“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到底是离“前第三条道路”近一点，还是离“后第三条道路”近一点，尚有待他的进一步阐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