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对新闻而言是消极的，没有人会欣赏已成昨日黄花的新闻，因此总是追赶时间；但是评论却需要一定的时间酝酿，甚至是需要时间距离，印证其历史洞见。当代媒 体的竞争趋势使得新闻迈向快、短、零碎、趣味化的方向发展，却更凸显评论的重要。因为，纷沓而来的资讯不会自动告诉你前后发生的事件有何关联、人在时事潮 流中如何把握自己，而评论的作用就是如此。
新闻在乎的是现实性，评论寻找的是可能性，后者不满足于解释客观现存，而是尝试否定、批判与超越之。评论可能揭示过去的偶然性，拆解凝固坚实的现在；也可能质疑现在虚构的过去，恢复历史的多样性；更可能调动对于未来的想象，干预和纠正现在。
用说理建立公共理性
评 论是由评断与论说二成分组成，评断就是说出好恶是非；论说就是分辨和解释。只有评断而没有解释，就很容易沦为立场表态、干巴巴的说教，其末流就是抢占道德 制高点，自鸣正义。反之，有叙说、解释而没有评断，就会沦为资料堆砌，虽不乏文字剪裁美感，但缺乏直面事实的睿智与勇气。
撰写时事评论的网络作者日渐减少，反观文化讨论、社会理论介绍文章所占的比例日趋增加。或许好的时事文章不易为，要将形势判断、策略判断、原则判断融为一体，在在考验作者的历史感、现实感与价值意义厘清与批判的能力。
如果理论引介缺乏介入具体议题，就不免苍白，缺乏生命力。举例而言，引介性/别理论者对父权社会的具体经验现象理解与解释不足，就无法回应或受坊间一股脑“保护女性论述”所惑，即便不认同之也难以向社会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反 之，若把“保护女性论述”也当作一种评论、看事情的方式来分析，其虽然是平权意识日渐高涨的产物，但过于策略思考，只是借趋势之便，挪用传统社会已有的善 良意志、素朴道德意识，而缺乏对于父权制度与价值的整体批判反思。它汲汲营营要国家权力保护女人，却忽略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颠覆与改造，反而复制与巩固国 家宰制社会的逻辑。这样的策略性论述一旦遇到价值冲突的事例就难以自处。妇女团体反对“广告物化女性论述”中就完全没有主动参与”波霸遴选”、爱展现身体 女性的位置。妇女团体轻易地以“缺乏醒觉”的理由（实际是政治不正确），就否定女性的自主，这又何异于父权的“自由要以正确（行为、价值等）为前提”方 式？
评论主要做的是理解、解释、说理，阐述事件的意义，界定人的认同与位置，并提出评断的标准和作检讨。评论意在反思，是人的思想精神的 体现，虽注重批判，但却不是战斗檄文，更不是廉价的宣传。如果把文章当作动员的工具，以情绪召唤取代说服，重视语言效果而不是语言的认知功能，流弊所至， 往往就是立场先于认识。
揆诸以往，本土评论欠缺思考究竟如何建立超越党派的共识及提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普遍理据，暴露的是缺乏底线共识与公共理性，因此通常策略考量凌驾于原则厘清，例如一旦争议出现在所谓的反对派与民间内部，往往就抓襟见肘，需以枪口对外消弭争议。
评 论就是要以说理的方式建立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指的就是阐述公共议题的能力与评断理据。如果评断公共议题的理据源自特定的意识形态、信仰，那么相异者必然就 会冲突不止。反之，公共理性不从特定的意识形态、信仰、传统价值要出发，它是内在于自由民主制度的理念，是现代公共生活（意即没有人可以自居社会之外）的 产物，但也不必然是与这些价值冲突。例如，宗教团体要反对堕胎政策，就要把信仰语言翻译成世俗语言，借用人权、生命权等概念来阐述其理念。
现 代世俗自由民主不是都向所有的理念开放（例如政教合一），但前述的转译过程，使得社会继续接受各种理念的挑战，既维持了保守与激进论述言说自身的可能，又 不失去价值竞争与反思的活水源头。2010年末阿拉字眼争议引爆攻击宗教场所事件，笔者曾撰文反思，当中提及多元社会的底线共识何在以及伊斯兰国议题，可 与这里的“公共理性”概念作参照，延伸讨论。（参见：《宗教动员、民主转型与多元共识：反思马来西亚“阿拉”争议事件》）
认清冲突及权力关系
社 会多元，分歧必然加大，评论要论说不同的价值与利益冲突首先要对社会现象有一清楚的描述与认识，需要的是一套“知识分析架构”，其所指的是安排与诠释经验 现象的理论工具箱。立场差异可分为两种：一是可以沟通，立场不一样；二是不能沟通，立场可能不一样，也可能不清楚。前一种状况之所以认识到对方的差异，其 实预设了“相互认识”这一前提，而这前提其实就是同一的“知识分析架构”。本土很多所谓的意见冲突往往一开始就未能把问题描述清楚，以致带来误解，缺乏的 就是清晰的知识分析架构。
再者，评论人之间产生冲突另一根源就是无法区分价值原则本身，以及提倡该价值原则者，以致被批评时缺乏自省的勇 气与觉知。评论人一旦走出文字共和国，成为名嘴、活动家，甚至某运动的领袖，期间必然与社会及权力结构有一定的关系。有自觉者不会利用其承担的价值来掩盖 或否认可能存在的利益和权力关系。
这也就是为何资深报人张景云疾 呼警惕“精神权力光环”，认为知识分子尽管以倡导理念为己业，但其介入社会时，其言论也构成行动之领域，因此需要其他知识分子检验与监督。要指出本土对此 缺乏反省很容易，譬如“意见领袖”常被当作褒义词使用，赞誉其对舆论影响力；却忽略了此词在社会舆论学里有的贬义，即指精英对群众有的柔性操纵。
转型时期的批判任务
本 土正值政治转型，反威权呼声四处可闻，评论正适时厘清争议，追问反对运动仰赖的是什么理想，是否会沦为“彼可取而代之”式的反对？我们不应该忘记，尽管反 对势力颇具规模与声势，但是各党派对于宪政大法、语文文化、社会公正、边缘社群权益等都有巨大分歧，人民若是单纯寄望政党开创新机，恐怕将自陷改革之牛 后，拱手让出主动权。
此等高度政治化的处境，却有一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何政治评论反未增加？除上文所言考验写作的现实感等判断之艰难，另 一原因或许是友人笑称的“战场上厮杀无暇争论战略”。执政集团错过改革转型时机，一再打压在野党，加上治理失能，及数项公害计划惹起民怨，以致倒执政党的 呼声响彻云霄。如此之气氛，似乎一切言语分析已经多余，惟有动员为尚，在大选打翻身战。然而，毕竟政治权力更迭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虽然是很重要的开端， 但是社会没有理由欠缺对于改革议程的讨论，评论也没有必要缺席，而妄自菲薄，尤其是知识分子更不该逃避思索的责任。
112集会十万人之众 不只创下记录，另一意义就是社运与政运势力呈汇合之势。社运自然不会甘于沦为政运的夺权工具，也会检视一旦政运目标落实，其目标有可能落实多少。但更根本 的是，或许其必须思考，即便有可能政权更迭，霸权集团体制的结构如果一样延续，各种压迫性的计划还是有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彻底改造体制。然而，社运如果过 于孤注一掷在政运取得突破，一旦受挫则必然面对惨烈的溃败与萧杀局面。
政运与社运目标有别，前者旨在夺取权力，分配资源；后者却是要改变 权力的架构，拟定新的价值。社运的改革必须要以深入地批判既存社会架构与价值现实为前提，并提出宏观的理论认识。例如，种族主义难道只是权势分子的煽动， 而没有深层的体制根源？其与官商资本集团、臃肿的官僚体制等的关系为何？既存经济体制是否是自由市场？推动社会公平，如果仅仅依赖国家扩大功能，是否只会 助长尾大不掉？
民主转型理论告诉我们，转型期的权力集团博弈是非常凶险的，既可能导致民主前进，也可能倒退，即便政党轮替，民主制度若不 能巩固也可能崩溃。民主是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大业，不能单单窄化为夺取政权的想象，否则就有可能掏空民主的意义，忘记了其承载的多重理想。而在转型的过程 中，如果缺乏多层次议题的辩论，民主就可能失去与社会不同群体的联系，更甚的是如果其民主的金字招牌遭权势分子窃据，就有可能反过来成为一独断，不能被检 视的教条，以民主之名压抑不同的社会价值与群体。
除了上述客观形势，评论也要检视思想状况的物质条件，而今面子书等社交媒体已成资讯大军，虽然阻截资讯已经不可能，但是其单面化、扁平化的资讯限制，却可能形成柔性的思想制约与情绪政治滥觞之园地。因此必须唤起严肃与整全的思索，但却不应该树立精英与民众对峙的标签。
哪 里是改革的切入点与生长点，如何寻找改革的动力，改革的理论资源在哪，批判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时代向评论人提出召唤，也发出挑战。评论应该以平实的知性诚 实探索上述转型期问题，既不向权力低头，也不向群众谄媚，后者的破坏性更大，却鲜少受注意。评论既要有热情的介入精神，也要有怀疑的旁观思索。或许此时评 论工作应以更严肃的思想工作标准要求自身，以承担批判的志业自诩，在这多变与纷争的时代，才不负“探寻时代的可能性”的任务。
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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