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大国文化之崛起

有关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一门科系-中国研究，其微妙之处在于他分为文学类和非文学类，广义的即为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关于中国的、中国人的全面研究；而狭义则只局限于文史哲类进行研究的Sinology,汉学也。只是后者的形成较早，是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前者多半牵扯到政治问题。

阅读毕《环球时报》于10月24日刊登的一篇题为“研究中国，世界又热又冷”，而其副题则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发达，非洲拉美差距较大”，于是有感欲发而写了这篇短文。拉美和非洲国家自冷战开始至结束便处于两极化阵营的争夺地盘站点，尤其是美帝国与西方势力的插手使非洲人民的独立解放战争陷入困境；再来的一大难题就是苏联，中苏关系在前世纪60年代正式决裂，苏联欲在非洲与西方对抗，一边建立更多的亲苏联的友好“卫星国”（satellites）。

自新中国建立始，中国处于援助与建立国际关系，曾经派遣众多的技师到一些贫苦的国家去参与发展建设，非洲国家当时亦有亲中立场的，是基于中国给予无条件的奉献，而非如苏联那样的只讲求回报和利益关系，最显著的便是阿尔巴尼亚。毕竟中国当时输出的是一种慷慨无私、促进外交关系的策略而并非文化（就算是，也不过是新兴的社会主义色彩之文化），那些国家又怎么会特地去研究中国呢？

美国之所以研究中国不如说是一种“防范策略”，不管是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抑或越南战争，中国身为共产主义国家起码战胜了美国与西方三次，无人不恐惧红色中国是影响亚洲地带最直接的“第二个苏联”，因此千方百计想干涉亚洲各国的内政，整肃红色思想在各国的泛滥（red purge），以建立亲美亲西方的政权，印度、南越、印尼、菲律宾哪个不是美国的“亲密战友”？在这一些国家里甚至还有实行排华政策的，中国文化散播的范围与空间基本相等于不存在。美国当初设立的中国研究无非是对华政策的战略研究，至今恐怕依然如此，褒贬者参半。我所知道的中国研究权威当中，费正清（John K.Fairbank）是个特例，可说是将中国看得最透彻的一位，其立场由于较为中立（对中共抱公平态度），不像华裔学者黄仁宇、余英时等人的亲美、国民党立场（在李敖大师眼里所谓的“历史学家”）。

7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研究崛起的时顷，极左不再是一种“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的同时，加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让更多国家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土逐渐产生了兴趣，而不是单纯的怀疑与鄙视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中国研究在西方已成了热门学科，已非冷战时期的那种冷门学系了。除大国之外，一些小国包括非洲拉美等地也已形成了汉语热，这是研究中国前的必备条件；可由于长期的封锁状态和美国的挑拨离间，又或者是当地人民多数无受教育背景之关系，知识相当之有限，除了实行共产主义的古巴，“中国”和东方世界在拉美等地异常陌生，尤其“神秘”；举个最鲜明的例子，秘鲁人就搞不清前任首相藤森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干脆称他为“中国男孩”(china boy)。

相反的，中国才是拥有最多外语专才的国度，关于各国研究的科系（studies）在中国大学府基本都已设立，外语系以及外语学院遍布各地，形成了一种学习外语的潮流。孔子学院既是中国输出传统文化的工具之一，藉着学习汉语潮流的到来，中国研究必能随着这波潮流迅速成为一门重要的科系，无论是了解中国抑或中国的正经文社教都好，确实已证实了中国已是个影响世界的大国，其大国形象已渐恢复成型中。多数国家现已将中文定格为国家必修之外语，甚至是第二外语，美国纽约市也已立法规定中文为母语，加拿大更是如此。中国研究之学问，总的来说是以语言为先决条件，随之才得以更全面地去掌握与捉摸中国更深层的一面，揭开其（在外国人心中）深藏已久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