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曾蘇菲：不認命才會有進步

最可悲的人，並不是收受金錢去示威遊行的人，而是那些一邊安坐家中看好戲，一邊說：「香港還要背靠中國才能存活，怎能與中共鬥？不可能改變甚麼的，遊行根本 沒意義。」這些話的人。前者為了區區數百元而出賣自己的靈魂，已無藥可救，而後者則自動放棄相信人為力量能帶來改變。行動是否沒有意義，不是由一兩個人武 斷地說了算，歷史會給我們答案。

一百多年前，海外歸來的孫文先生想將西方的優良政治制度及文化帶到中國好讓國家變得美好。他於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這十七年之間，經歷過十次革命失敗， 一般人可能早已放棄，可是他沒有認命，他說：「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終於他在第十一次革命成功，後來大家 不必再留辮子、纏足、對皇帝跪拜……

一九五五年，當時還是黑人坐公車必須讓座予白人的年代，若是黑人不肯讓位就會被逮捕。有一位叫作蘿莎．派克斯的女士，堅持不肯讓位予白人，她對警察說： 「我不認為我應該讓位，我付的車資跟這名男子一樣多，為甚麼我要受不平等待遇？」然後她被逮捕。蘿莎．派克斯被逮捕的消息傳遍整個城市，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發現市政府公車收入主要來源中，黑人乘客佔了百分之七十五，於是他們決定發起拒搭公車運動。經過黑人一年的拒搭公車後，最高法院終於下令取消黑人必須讓位的規定。五十多年後，美國有了首位黑人總統。

每個時代都有其不完美的地方，如果就此認命，那些不完美只會一直無止境地繼續存在。公義、人權、民主等美好事物，從來都不會從天而降，幸好總有一些人挺身 而出，為下一代爭取這些美好的事物。不管是孫文先生或蘿莎．派克斯女士，他們當時一定聽過要他們認命的沮喪說話，甚至被別人批評他們「大逆不道」，幸好他 們不認命，我們才能在較好的環境生活。若要下一代能夠活得更好，此時此刻，正正需要我們的「不認命」。

曾蘇菲（自由撰稿人）

來源：《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104/18122009

两个阵线制度

《东方日报》201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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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还是不换？

《东方日报.南马版》 201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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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美姐「太白」？

美国《国际财经日报》一篇文章指大马环球小姐近年「太白」，如此评论简直是种族主义思维，根本不了解大马这多元种族与文化交融国土。难道大马美姐就一定要按约定俗成的淡褐色皮肤才称得上「本土」？

近 年大马美姐皆体现了大马族群融合特色，从依琳黛莉丶安德丽雅方茜卡，以至娜丁安托马斯丶狄波拉亨利丶娜迪亚黄丶贝儿吴孟璇和金碧丽雷哲等皆为混血儿，而且 占大部分都有所谓高加索（白人）血统，但因此就一杆打翻成「西方化」丶「非大马」就有点搞笑了。而且，该文章更进一步贬低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一国之美姐应 当是国家之反映。试问，大马环球小姐哪点不反映大马国情？就因为她们太像白人？

纯血统论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和歧视，旨在创造单元丶单一 血统的民族，来进一步美化自身族群的优越感。二战时期，希特勒和其纳粹政府便是此举的佼佼者，认为金发碧眼丶高大威猛丶鼻子挺丶经过锻炼就能成为「优秀的 雅利安超人」。但1936年奥林匹克便赏了纳粹政权一巴掌，美国非裔选手杰西欧文斯夺得田径赛的4项金牌，粉碎了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美梦。纯血统论或样貌丶 体格论一国之反映，根本是荒谬至极。

更何况，本国多位美姐都带有本国族裔血统，如安德丽雅有锡兰裔丶葡萄裔和华裔等多族混血，母亲是华 裔；娜丁安是华印混血丶狄波拉的父亲是印裔丶金碧丽有葡裔血统等，先不管有无白人血统，大马人共有特徵和记忆才为首要。金碧丽在《星报》访谈中提到，她是 个土生土长道地槟城人，能言马来语和听懂闽南语和粤语，讲起英语带有本地腔调，金碧丽也坚信选美比赛标准是公正，不是肤色。拥有华法血统的大马世界小姐曾 恬妮亦称，有白人代表非洲国家，也有华裔代表加拿大出征，若少数族群代表在其余国家已不成话题，更何况是多元族群的大马？

回顾大马选美史，早期确有马来穆斯林佳丽参赛，但自1995年雪兰莪穆夫提下了宗教裁决（fatwa）后，穆斯林自此被禁足参与本国选美，但为数不少的华丶印裔和东马土着都积极参与大马小姐竞赛，若以样貌和肤色论定，哪还得了？ 

2012年8月20日 东方日报

阿拉伯世界不再沉默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火苗烧不尽，继突尼斯人民成功驱逐独裁二十余载的本阿里后，导火线一路吹向东部，于埃及再次见证了奇迹；在民众誓不屈服的威迫下，独揽三十几年的穆巴拉克政权终于落幕，暂由军人接管政府，埃及大变天。

埃及之后更不得了，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嫌疑。约旦和也门政府在较早前亦备受人民唾弃，约旦国王最终撤换总理，而也门总统则答应不再连任。但中东局势仍然不稳定，有了突尼斯与埃及成功绊倒独裁者的前例，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仿佛抓紧了机会，跟随突、埃两国的脚步，频频针对统治者施压。

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媒体报道称之为阿拉伯世界的“骨牌效应”，又或者“蝴蝶效应”，一个初始的能力造就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不同于美国在他国推销的“颜色革命”，它们专属阿拉伯人民、拥有伊斯兰色彩以及反对亲美国傀儡政权。稍有不同的是还伊朗的示威，那不是阿拉伯民族国家，而是波斯民族渴望追求自由民主并对抗严苛的神权政府。

中东革命绝大多数危及的是共和体制国家，但没想到的是，其中也不乏君主极权制国家，沙地阿拉伯、巴林虽深受人民对王权的挑战，而被镇压的几率相当之高。一些较为识趣的阿拉伯国家也开始被迫使迅速落实改革，犹如卡达菲长期掌权的利比亚军事政权，开始实行惠民的发展政策、阿尔及利亚的极权政府也承诺解除19年的紧急状态，企图缓和人民的怒火波及全国。由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源自一名青年的自焚，其他国家的异议者则开始一一效仿，反抗军人政权的毛里塔尼亚；君主制度的摩洛哥、沙地；阿萨德家族专政的叙利亚等都出现了自焚事件，零星的示威藉此接踵而起。

纵观而论，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虽因国情而异，美国格外担心革命之火将打开“恐怖主义”的大门，让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政党乘机造反夺权。这种似乎也过于担忧和天真了，反政府示威皆因独裁专制、腐败滥权、贫富差距等民生课题而起，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奋不顾身集体上街对抗霸权，多少是冀望自由民主的方向迈进。沉默的阿拉伯世界不再沉寂，阿拉伯式的“颜色革命”惊醒了沉醉在浮华世界的独裁集团，亦开启新世纪人民民主革命的前奏-网络革命，从选择沉默寡言到行动表明，一键在手、一目了然。阿拉伯的窗口从此不再寂寞。

当今大马 2011年2月27日 晚上 8点47分

“基地大学”历险记(没人敢登，本博客首发！)

前言：这是针对事实而写的短文，纸面媒体不登也就算了，连网络媒体也不理睬。再不发唯恐就“臭酸”了，索性贴在自己的博客算了，相信读者也能看到，不必费事再转投了！

大马某大学的孟加拉藉美国学生沙亚纳比尔因不能忍受该校的“妖惑”而离校，并宣称该大学或与恐怖主义挂钩。

   其实，“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等倒是夸张了点，居住美国15年了的“自由人”沙亚应当了解，大马已逐渐“回教化”，对穆斯林讲求严格，有时连校园内的非穆斯林亦然。譬如，笔者的大学生堂弟就因不注意所谓的“仪表”，忘了在公众场合务必着长裤所致，在其母校的大学食堂被“风纪委员”惩罚五十令吉；由于未缴交罚单，导致他不能浏览上学期的成绩单。

   据堂弟所说，院方对大马国民极为苛刻，反之则对付钱至本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睁只眼、闭只眼”，若是外国生，“风纪委员”或许会网开一面。不幸地，孟加拉藉的沙亚虽行事作风很美国，脑子里的观念很自由，其穆斯林身份才是标准认同。因此，沙亚在迎新会上须向真主与回教法宣誓；凌晨4时要起床祈祷，否则遭责骂（生长于美国的他怎能接受？）。沙亚不谴责以色列，惨遭巴勒斯坦藉学生排挤和动粗；试想，我国护照上唯一不准入境、“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家便是以色列，以色列也是我国政客间的敏感词，皆用于斥责或抹黑政敌。大马立场倾向穆斯林弟兄的巴勒斯坦，却渐使课题极端化，凡是对以色列或犹太族有稍怜悯者，唯恐大难临头，尤其以穆斯林为甚。

    笔者留学中国期间，结识了代表日本大学到中国交流的孟加拉藉博士生，该者堪称“十分大胆”，使孤陋寡闻的我眼界大开（国情、刻板印象所致？）。博士生大啖啤酒之余，还不吝谈及糜烂的私生活，当笔者问及是否怕遭对付时，他声称这是个人的自由，而且乐于接受他者文化，不因宗教信仰而排斥异教徒。他的姓名很伊斯兰，至今还是名穆斯林。

在工作期间，笔者认识了喀麦隆藉的学院生，得知他亦为穆斯林，但不严格执行教义。在其世俗国度里，穆斯林被允许和异教徒通婚，不必皈依；因此，他为大马国情深感惊讶：“和穆斯林结婚干嘛要信教？”。邻国印尼号称“世界最多穆斯林之国”，却也奉行世俗多元制。

沙亚的“大学历险记”，笔者毫不感到意外。

10/1/2011

乔姆斯基：美国才不民主

作者：蒯乐昊,李江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期

核心提示：乔姆斯基被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乔姆斯基部分观点：


    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如果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付保护费，又不能胁迫他，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美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其真实含义是——美国霸权
    人物周刊：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
    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 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 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 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 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
　　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 《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 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 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 弱。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
　　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
　　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
　　人物周刊：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
　　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 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 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
　　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 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 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人物周刊：您的观察很有意思。
　　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 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 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 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
　　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 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 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 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 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 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
　　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 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 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 体。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 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 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
　　人物周刊：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
　　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
　　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
　　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
　　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人物周刊：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乔姆斯基：失落?就 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 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 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说，在富裕强大的一向号称人民享有民主的国家，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
　　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
　　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
　　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 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 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 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阿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
　　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
　　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
　　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 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 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 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 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乔姆斯基 永远的异见者
■本刊记者 蒯乐昊 特约撰稿李江

　　当我们把录音笔掏出来的时候，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孩子般地笑了，“我要提醒你们，我的声音非常不好录，我声音太小，我太太常常取笑我，说没人听得懂你的喃喃自语。”
　　乔姆斯基常说自己的演讲能力不好，并不是、也不愿做一个具备煽动性的演说家。他说：我只想用事实、道理、逻辑来说服你。
　　约访乔姆斯基是一场漫长的等待。跟他助手的往来邮件像打乒乓，你来我往数个回合，得到了40分钟的采访时间，安排在3个月后的某一天。然后，助手又很客气地来电话，要求延期。采访当日，排在我们前面的还有两位采访者，是拍电影的。乔姆斯基的助手彬彬有礼，铁面无私，在一旁控制着时间，一分钟也没多给。后来才知道，能在2006年里挤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已经是非常优厚的礼遇了——乔姆斯基非常忙，他的日程表上，仅受邀参加的演讲，已经排到了2009年。美国有些媒体采访他，乔姆斯基只给5分钟。
　　 
语言学大师

　　诺姆·乔姆斯基，1928年生于费城，28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开始博士后的研究，即令他蜚声世界的“转换——生成理论”研究，33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
　　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贡献，相当于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贡献。早在1957年，他已经凭着他的博士后论文《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直到今天，“乔姆斯基构架”还是计算机系很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特别是如果你想做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等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老先生著作等身，迄今为止写了一百多本书。其中不乏艰深的语言学专著，但出版最快、传播最广的却是他犀利的政论。根据人文科学引述的检索，从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的言论被引用次数是全世界所有健在学者中最多的。而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学者中，他的被引用次数排名第8。
　　他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霸权统治”曾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来源是世界上的强权，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的强权。”他引用了美国军方陆军手册上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美国陆军手册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有预谋地使用武力，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用来达到营造一种恐怖气氛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手段威胁或者逼迫一个国家或社会就范。”
　　这是乔姆斯基最擅长的政论技巧，他喜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13岁发表政论

　　乔姆斯基与太太自幼结识，21岁结婚，育有一子二女。直到今天，夫妇俩仍非常恩爱，乔姆斯基的头发还是他太太帮他剪的。他把自己的太太、孩子保护得非常好，从来不对媒体提起他们。他特别提起自己幼年的经历：纽约的72街有个很大的地铁站，他叔叔在那里设了一个报摊，乔姆斯基从小就在那儿玩，这段经历让他接触了很多智慧、善良的底层人民，所以他始终觉得自己跟草根阶层靠得更近，也力求用普通人的语言跟普通人进行沟通。
　　虽然已年近80，但老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谈话中要引用任何资料或事例——人名、书名、事件发生的年月，他都是立刻信手拈来。
　　在乔姆斯基堆了满坑满谷书籍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照片，下面一行罗素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这位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13岁起便开始发表政治言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似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一直去做，一以贯之，不知疲倦，从不动摇。
　　1938年，二战的枪声尚未打响，这时的乔姆斯基，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在作文中写道：已经看到纳粹军国主义的野心，要警惕其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危险。
　　 
异见者的一生

　　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即参加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1960年代越战期间投身校园反战运动，从此开始了“异见者的一生”，被公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
　　他永不懈怠地激烈抨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阴谋”、美国式民主的虚伪、美国政治宣传的阴险和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野心——“9·11”之前的焦点是巴以问题、美国干预科索沃，近几年则是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
　　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关于他的看法异常分裂，喜欢他的人非常崇拜他，把他奉为精神领袖、黑暗中的灯塔;不喜欢他的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人说他反犹太人，因为他经常批评以色列政府。还有谣言说他是特工——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克格勃的特工，或是英国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工，甚至有传言说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因为长期撰文对美国霸权主义发表不同意见，他在美国国内也遭到了不小的仇视——有人扬言要在给他的邮件中夹寄炸弹，试图以此使他闭嘴，那段时间，乔姆斯基收到的邮件须先由爆破专家检测才能打开。
　　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表示：尽管拉登所干的事惨绝人寰，但是相比较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对其他国家所犯下的暴行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此言一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便再难见到他的音容墨迹，主流知识分子——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大多也与乔姆斯基这样的好斗者保持距离。他的声音更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出版物达于外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从来都是人满为患，鲜花与臭鸡蛋齐飞，场面之热烈，堪与校园摇滚音乐会媲美。 (南方新闻网)
　　
揭露美国谎言的美国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授罗慕士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 在美国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 体系的专著。在父母家中，锡安主义运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 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 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 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极富独创性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更多地源于他对美 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
　　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类具备这种禀赋。随着人的脑力(心智)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当乔姆斯基转而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地发挥思 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会遏制智力发展和 社会生活。作为强权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起初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近义词。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者是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如今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因为后者主张依赖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套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
　　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 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乔姆斯基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恢复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
　　乔姆斯基在其近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华盛顿政府在追随昔日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
　　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乔姆斯基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是司空见惯的。拆除这种障碍的骗术的结构，是必要的……”
　　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但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行径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善意的失误”，而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同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为“人道主义” 、入侵被称为“援救” 、政治对手被称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
　　以下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的情形：“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纽约时报》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
　　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
　　乔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场的，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
　　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的积极主义的基础。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
　　乔姆斯基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 的政府负责的公民。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 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显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 作都过于高深晦涩，那些语言与普通话语相距太远。
　　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苏联、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 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 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获得 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对华盛顿政府俯首贴耳，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量的真实情况。
　　当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政府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人们 或许可以联想到《旧约》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我负 责，让美国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作出交代。
　　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原文为英文，哈佛大学赵辉小姐译成中文，罗慕士教授修订)

周保松:左右为难的乔姆斯基

看到这个标题，读者一定会笑起来。这有什么好为难的？乔姆斯基当然是左派，而且是美国有名的极端的左派。如果还不够，有人还喜欢在“左派”前加一个“新”字，于是成了新左派。这样一来，大家似乎就更明白了。不是吗？据说过去十多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论争，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既然乔姆斯基是新左派，那他一定和中国的新左派是一路，也就一定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8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当乔姆斯基遭遇中国》专访及徐友渔先生的响应（题为《知识分子应批判自己所处的现实》），采取的就是这样的阅读。所以，徐先生才说“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学理批判，有不周全、过于极端的地方，传到中国造成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在中国被最大程度放大了”。然后又说：“中国的左派抓住乔姆斯基的主要观点，借题发挥反对和阻挡改革开放。”但读完专访，我却有一大堆疑惑。

乔姆斯基和自由主义的共享价值

首先，当被问及对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罗尔斯（John Rawls）的评价时，乔姆斯基对前者极尽嘲讽（“我觉得他完全生活在梦想中”、“哈耶克的书读来很有趣，但是跟现实社会没什么关系”），对后者却相当推崇 （“罗尔斯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他的书很值得读，但他并没有过多描述世界应该怎么组织”）。但这两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自由派，如果乔姆斯基要反自由主义，为什么他不同时大力批评罗尔斯？
其次，乔姆斯基最有名的政治立场，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批评美国为了统治全世界，用尽各种肮脏手段侵略和控制其他国家。如果他所说属实，那么主张普遍人权和平等尊重的自由主义者，难道不应该和乔姆斯基站在同一阵线吗？
第三，乔姆斯基是支持民主选举的。他在访谈中要批评的，是美国民主徒具形式，选举过程受资本家和公关公司操控，民众无法有真正的政治参与，因而背离了真正的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对于这点，美国的自由派也十分同意，所以才大力主张参与式（participatory）民主和参议式（deliberative）民主，同时赞成对选举捐款设定上限和限制大企业在政治广告上的开支。
第四，乔姆斯基和自由派一样，支持言论自由，并很自豪地指出美国“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是领先世界的”。最后，乔姆斯基重视社会正义，所以丁学良先生在响应中强调：“乔姆斯基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正义之心。”但这同样是自由主义的终极关怀。不要忘记，罗尔斯的大作，正是以“正义论”命名，探究如何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公正社会。就算被视为放任自由主义代表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做工作也是努力建立一套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的正义理论。
既然乔姆斯基拥护民主，支持自由，反对霸权，追求正义，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派不可以视他为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同时用他的思想来推动中国的开放改革？或会有人响应说，这些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它们属于新左派。如果这样，我们就得问，到底什么构成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退一步，不管答案是什么，这样做似乎都有点不智，因为这等于将本来属于自由主义传统最强的价值拱手让给了论敌。又，如果中国新左派真的如徐友渔先生所说，从乔姆斯基那里学了他的主要观点，而乔姆斯基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民主，那么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到底在争什么？这实在令人困惑。我们当然知道，分歧事实上存在，但我们至少不必先划定左右，然后将乔姆斯基推给中国的新左派，并因此认定他必然全盘反对自由主义。
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乔姆斯基和自由主义一方面共享不少价值，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个分歧，使得很多人将他视为左派。这个“左”，我相信是因为乔姆斯基反对毫无节制的市场资本主义，而这点又似乎颇为接近中国新左派的立场。这也是徐友渔先生的意思，所以他才指出“乔姆斯基这样的左派对于市场经济是一种极端批评的态度”，也就是说，乔姆斯基反对市场，中国自由派则拥抱市场。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他们反对和支持市场背后的的道德理由。市场并非自有永有，更非自发的秩序，而是人为的制度，并对每个人的福祉有极大影响。因此，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没有自明和自足的价值。它应否存在，以及应以什么方式存在，都需要道德论证支持。乔姆斯基对此作了认真思考。

自由人和市场的张力

且让我慢慢道来。乔姆斯基在1970年作了一场以“明日的政府”（Government in the Future）为题的著名演讲，后来更出版成书。在这本小书中，乔姆斯基清楚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演讲一开始，他就表明立场：“我认为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概念（libertarian socialist）根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它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在今天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和自然的延伸。所谓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我指的是从左翼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思想。”
习惯了非左即右思维的人，一定觉得乔姆斯基这个立场十分怪异，因为他将被视为极右的放任自由主义和极左的社会主义两个观念摆在一起，而且声称他的思想源头来自以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密尔（J. S. Mil）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并基于此而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他不再服膺古典自由主义，不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错了，而是认为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发达工业社会。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人的理念。乔姆斯基以洪堡特作代表，指出人最重要的本性，是能够自由探索、创造、选择和自我完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机械，而是具多样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有能力作出自主的决定，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为了实现人的本性，所以必须严格限制国家的权力，因为“国家的行动和存在和人类潜能最丰富的多元性的全面和谐发展，根本上并不兼容”。既然如此，那岂不是说应该鼓吹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这是不少当代放任自由主义者的思路，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诺齐克等。他们认为，市场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支持一个甚少政府约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道德理由，是它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人的自主自由，从而实现人的本性。
乔姆斯基却认为，错了，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带来自由的实现，反会导致更大的宰制。究其原因，大略如下。一、市场残酷的竞争，将令穷人和弱势者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自由人的理念成了天方夜谭；二、当劳动力变成商品在市场出售时，工人失去自主性，完全受到资本家的支配，形同“工资奴隶”；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工人无法在生产活动中实现人的创造性；四、等级制和威权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将对人带来种种压迫；五、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民主制度徒具虚名；六、催生“拥占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个体变得贪婪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从此消失。乔姆斯基因此说，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人的多元性和人的自由创造能力，那么就不可能接受市场资本主义。所以，他在访谈中对哈耶克的批评，要点并不在于现实中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而在于一旦有这样的市场，“社会会立即被摧毁”，人的自由本性无从发展。由此可以，他和当代放任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其价值基础，而在于对实现这个价值需要什么制度，有相反的判断。

福利国家和无政府主义

既然如此，出路在哪里？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条路是一方面实践法治民主宪政，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容许市场经济的同时，由国家透过税收和其他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教育房屋和失业养老等福利。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甚至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致力减低社会贫富差距。这是今天很多福利国家的模式，也相当接近社会民主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我在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对罗尔斯有详细讨论，并指出他的正义理论同样建基于自由人的理念）。
这种模式并不否定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但却不将它和国家对立起来，而视其为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环节，并根据我们对正义社会的理解作出各种调节和限制。乔姆斯基在另一次访谈中，表明这虽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却远较市场资本主义为佳，因为它至少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是走向公正社会的重要一步。明乎此，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他对哈耶克和罗尔斯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在英文中，一个叫Libertarianism（放任自由主义或自由右派），一个叫Liberalism（左翼自由主义或自由左派）。
另一条路是什么呢？乔姆斯基说：“对我而言，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将直接推导出（lead directly to）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乔姆斯基从根本上反对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他认为生产工具既不应由资本家拥有，也不应由社会主义的官僚控制，而应该根据其功能，交给不同自由组合而成的生产组织，并由工人以民主方式参与管理和作出决策。社会生产和分配不需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来执行，而是由众多民主自治的工团彼此合作协调，组成一个没有宰制压迫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乔姆斯基因此有时称自己为无政府式的工团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他坦承，他的想法深受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的影响。

先谈理由 再分左右

有了以上背景，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乔姆斯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发觉，问题并不易答。乔姆斯基出于他对自由的坚持，因此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反对国家主义。因此，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抨击可能与国内某些自由派相左，而与新左派相近；但他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又与自由派接近，而与主张“强国家”的新左派相悖。这样看来，乔姆斯基在我们这里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迫位置，很难被那种“自由派VS新左派”的政治光谱所把握。这也反映出，目前流行的这种派别分野本身的重大局限，而固守这种狭隘的框架，会妨碍我们真正理解乔姆斯基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观点，也难以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批判性的探讨。
乔姆斯基的思考呈现这样一种结构：先有一种对人的理解，然后由此界定人的根本利益，再由此追问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够合理地实现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像乔姆斯基那样，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人观念，推导出那么激进的社会政治安排，并对现实世界提出那么强烈的批判。
当我们清楚乔姆斯基的论证后，就可以针对他的论点，进行实质讨论。例如我们可以质疑他：（1）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恰当；（2）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否真的较自由民主国家实行的福利主义制度，更能有助人的自由潜能的全面实现；（3）工团主义又是根据什么原则合理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回过头来，我们也可以反问自己：一个无约束的市场制度，是否真的能够很好地保障平等公民的幸福和自由；一个威权式政府，又如何能够避免权力滥用和实现真正的公正民主；更重要的，是两者之外，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所以，乔姆斯基这次访华，带给我们一点启示，就是在思想讨论时，实在不宜急于划定左右，区分敌我，而应先好好了解对方的具体想法，因为这些都是大而化之且意识形态味道甚重的标签，很易简化问题，牵动情绪，结果既无助于我们了解该哲学家的思想，也无助于我们善用他提供的知性资源，好好拓宽我们的道德政治想象。

作者: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36

Switchfoot - The Sound (John M. Perkins' Blues)PV

（Lyric：Jon & Tim Foreman）

The static comes in slow
You can feel it grow
Our stream of conscience flows
Under the streets below
Oh, oh

The river's made of sound
Still running underground
Runs like a silent flood
We run as thick as blood

Can you hear it rise
Up from the ground
Can't drown it out
Can you hear it now

This is the sound
Of a heartbeat
This is the sound
From the discontented mouths
Of a haunted nation
We are the voice of breaking
Down
Can you hear me?
This is the sound
Of a desperation bound
By our own collision
We are the voice of breaking
Down

The static comes alive
Beneath the broken skies
John Perkins said it right
Love is the final fight
Oh, oh

Let it rise above
Rise above
There is no song
Louder than love

This is the sound
Of a heartbeat
This is the sound
From the discontented mouths
Of a haunted nation
We are the voice of breaking
Down
Can you hear me?
This is the sound
Of a desperation bound
By our own collision
We are the voice of breaking
Down
Down

Let it rise above
Up from the ground
Can't drown it out
Can you hear it now

This is the sound
Of a heartbeat
This is the sound
From the discontented mouths
Of a haunted nation
We are the voice of breaking
Down
Can you hear me?
This is the sound
Of a desperation bound
By a falling condition
We are the voice of breaking
Down

This is the sound
This is the sound

"The Sound (John Perkin's Blues) is a very important song for us as a band. I see so much hatred and fear around me, I see so many people living out their pain. I hear it on the radio. I see it in the headlines. John Perkin's story needs to be heard. This song was inspired by a man who sang a louder song than hatred. In a world where we are defined by our differences, Mr. Perkin's life of service and compassion is a tangible demonstra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live a life of love. Love is the loudest song we could sing. Louder than racism. Louder than fear. Louder than hatred. John Perkin's said it right, love is the final fight. We're excited to hear this song on the radio, louder than pain."-Jon Foreman,lead singer of Switchfoot

美军的去或留都很无奈

 2010年8月9日《時代》（TIME）周刊封面使人爲之驚悚，一個沒有鼻子的少女是今期周刊的亮點，熱點則在於一旁的文字，很明顯地，這期雜誌的主題是至今仍沒完沒了的阿富汗戰爭。封面醒目的標題-“要是我們離開阿富汗，什麽事情會發生？”牽動著每一位閲讀著這一份雜誌之讀者的神經，封面的女孩-由於逃離婆家所背負的後果，而被塔勒班丈夫削掉耳鼻的18嵗少女艾莎，圖文合一，不謀而合，讓人不禁為阿富汗的婦女提心吊膽。不僅對原教旨主義的塔勒班更加恨之入骨，也顯露出了美國的正義戰爭必須打到底，以便能解放阿富汗婦女。然而我們眾所期盼的這天會到來嗎？艾莎是在2009年時在坎大哈被丈夫發現誘拐回去動刑的，而此時美國所開拓的正義事業已近十年了，爲何還有90%女性（聯合國估計）會遭到慘無人道的虐待與殺害？

不妨翻閲史冊，美國的正義事業在阿富汗何止區區近十年？自从所謂的蘇聯“入侵”阿富汗并扶持親蘇政權始，美國的特務早已蠢蠢欲動。他們在阿富汗境内扶持了許多“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s），施之以魚（武器、彈藥、火砲等）和漁（戰略指導）來抵抗蘇聯侵略者。其實自阿富汗的末代皇帝納迪爾被左派推翻后，阿富汗的局勢逐漸惡化，直到蘇聯軍隊撤走以後，已經長久未曾統一過，四分五裂，軍閥割據。這些所謂的自由戰士隨後建立了世俗伊斯蘭政府，然而卻無法穩固政權；宗教勢力拉幫結派，成立各自的陣營、不同民族間的武裝勢力割據領地、栽培私家軍隊，相互討伐、征戰、殺戮。直到信奉原教旨主義的塔勒班部隊長驅直入首都，推翻了世俗政權，建立一個極端封鎖、伊斯蘭法典為依據的國家。事出必有因，美國爲何卻在當時缺席了呢？

直道911事件的發生，美國才開始對藏匿奧沙馬·本拉登（別忘了此人曾是反蘇的“自由戰士”）的塔勒班政府宣戰。美國特務也對一些地方勢力供應武器，例如跟塔勒班水火不相容的北方聯盟，以及其他道地軍閥等；要不是這些新“自由戰士”的一臂之力，美軍也很難推翻塔勒班政權。美國扶持了親美的哈密·卡扎依為新領導人，只可惜此人當了總統許久，卻一事無成，凡是都得依靠美軍。美軍除了難以對付盤旋在一些地區打遊擊的塔勒班外，還得花费资金安撫那些好戰的軍閥。要知道，阿富汗的穩定是經過商議而妥協的，除了頑固的塔勒班餘孽不屑這些“侵略者”，那些尚未繳械的地方軍閥頭子，依然是阿富汗政局最大的威脅。阿富汗戰爭顯然是場永無止盡的戰爭，單從頻率來估算，勝負難分，各種勢力將是走向和平的後患，受害者則永遠是阿富汗人民。

莫怪《時代》周刊會抛出美軍撤走后的阿富汗會變得怎麽個樣的問題。在人們反戰情緒日漸上升之時，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將承諾退出部分駐扎在阿的軍隊，阿富汗的爛攤子要留給誰來收拾呢？在阿富汗的正義戰爭是否完成了其使命？艾莎那被削掉鼻子的照片使人深刻，民主的“正義之師”走了以後會不會陸續有婦女被淩辱、原教旨主義者會否重新掌握政權？二十幾年前的阿富汗戰爭，他們協助“自由戰士”反抗蘇聯傀儡政權，二十幾年后的阿富汗戰爭，“自由戰士”卻反咬他們一口，成了反抗美國傀儡政權的主力軍。

時局紛紛繞繞，渾渾沌沌，要剷除一個政權不難，但要消除一群人的特定觀念得需耗費多少時間？無論是卡勒德·胡塞尼的《燦爛千陽》或是奥丝娜·塞厄斯塔的《喀布爾的書商》所描绘的场景，阿富汗婦女在紛亂的年代裏從來就沒有任何尊嚴，艾莎的殘酷遭遇讓我們看到了阿富汗更悲觀的一面。美軍撤不撤走勢戰略問題上的考慮，而阿富汗撤銷掉極端守舊的民情卻非常困難。人們還記得已故的納迪爾王統治時期曾有過西化的發展，塔勒班被推翻后有人還建議過要恢復帝制，感嘆昔日光輝早已退色，納迪爾否決此重任；阿富汗經歷了戰爭長期的摧殘，面對著殘酷現實已久的人民早已麻木不仁，美國的正義之師反復來了又去，卻未能阻止不斷延續的内戰，悲矣！

2010/8